我参加革命以来的任职简历、活动情况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变化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一）抗日时期。我于1938年8月在本村加入共产党，1940年1月在本乡入伍。入党介绍人是本村杨凤阁，候补期1个月。入伍介绍人是区委书记张荣会。当时入党入伍的动机是为了自己利益与前途。由于家庭贫寒，政治地位很低，处处被人看不起。杨凤阁介绍说，共产党是工人与穷人的党，一切为穷人，现在是打日军，以后就共产分地，并说参加共产党不受欺侮，与区长平起平坐。这样，我就参加了共产党，担任村农会主任，天天带领群众掘道破路，与敌人进行斗争。本村离城内敌人只有6里路，村中建立了保甲制度，两派经常争吵。有一次，夜间布置掘道任务，村民杨观会闹情绪不参加，还说去城里报告日军，我就报告区里，将他扣了一夜。后来，环境天天恶化，认为在本村干事不如脱产。
那时，村中与我一起加入共产党的还有耿兰会、韩银亭、杨凤威、杨玉田等四人，我们组成一个支部，由本区区委书记张荣会亲自领导。我在支部内担任除奸委员，负责了解当地坏分子的活动情况与侦察敌情。从1940年入伍到1945年3月参加渤海区党委举办的群众训练班前，先后在本县二、三、一区工作，担任过乡队员、乡人武自卫中队中队长、区人武自卫大队大队长、县委工作组组长等职。
我先是在二区本乡乡中队部任队员，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掘道破路，封锁和扰乱敌人。几天后区队升级，编为泰山支队二营，我调区中队任队员。后又调本区五乡李行安家村一带任乡队长，仍组织群众掘道破路，封锁和扰乱敌人。这时“左”的思想严重，主要表现在，不体谅群众应付敌人的苦衷，不管当时的局势怎样，强迫群众不许支敌，天天夜间进行封锁，见到支敌的抓住就打，没收财物，甚至杀头，导致敌人因没人做工和送东西，白天进村抢、杀、烧，给群众造成严重损失，严重脱离了群众。这种“左”的思想作风，直到当年参加边区旅部教导营学习后才基本上克服。学习回来，组织派我到三区任区人武自卫大队大队长，任务仍是组织群众掘道破路，封锁和扰乱敌人。当时该区区委书记李书林，区长艾尚武，农会主任赵祖清。1942年，调一区任区人武自卫大队大队长，区委书记王志义，区长贾文贤。1943年本县二、三区合并，我调回三区担任原来工作，区委书记姓崔。
在旅部教导营学习3个月，主要内容是党的政策、游击战术等。通过学习，明确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提高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水平与对党的认识，坚定了革命意志，基本上克服了以往的左倾错误思想作风，从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有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顺利地应对敌人在1941、1942两年中展开的铁壁合围、捕足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扫荡。
那时组织领导群众掘道破路、看家自卫、生产除虫等工作，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和群众的好评。如在1941年春季，在三区带领民兵进敌人据点小马家村抢了敌人十多匹马；1943年中旬，在三区带领群众除虫受到上级表扬与群众好评，阎家村群众因我们组织除虫有成绩慰劳大队部。这样不自觉地产生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其突出表现是不虚心。如与农会主任赵祖清配合工作时，经常说“不管黑猫白猫，拿住老鼠算好猫”等话。
1941年春，在三区对敌工作犯过左的错误。有一次副大队长从泗县敌人据点抓到一维持会的敌伪负责人，交给我看守，并交代说不准让他跑了，也别让他死了，作为争取的对象。但因为当时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无处存放，我就和区长、农会主任三人研究，将他投到井里盖上盖子弄上土，结果闷死了。后来上级来检查，我们说他是上大烟瘾死的。1943年底之后，由于环境较以前好转，又产生了严重的自满麻痹情绪，有时说今后兔子咬不到就伤不了人。1944年春秋两季敌人扫荡时被捕两次，有一次在敌人面前犯过失枪的严重错误（具体情况己有专题报告）。1945年I月调县委工作组任组长，县委书记王军。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本县七区王启文家一带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霸斗争试点工作。3月组织上派我到渤海区党委群训班学习。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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