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霄涵自传(下)

Admin 发表于2016-03-03 17:25:50
三、我的学历
(一)小学过程。1938年下半年,我到源潭镇小学校插入六年级听课,级任教师是范立艇。教务主任韩剑波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学生特别关心,经常选一些文章让我们学习,激发我们的抗日救国爱国热情,同时也动员几位年龄较大的学生走向抗日前线,到大别山一带打游击。这时,我初上学虽然读六年级,却没有六年级的程度,一心想读书。
当时,校长张江峰,源潭镇东北张岗人;教务主任韩剑波,泌阳县沙河店人;级任教师范立艇,源潭镇人;历史地理教师刘星三,源潭镇北十八里王六庄人。
(二)中学过程。1939年下半年,我上源潭镇中学,上学情趣浓,进取心强,但是由于基础差,跟不上班。再加上1940一1941年间日军疯狂向中原杨扫荡,耽误了我们的课程,有时一停课长达一个半月,到1943年初中毕业,两个二年级的课程读了四年。
由于我个性孤僻,不爱多讲话,更不爱接近同学,以致同级40多位同学仅有4位合得来。1942年冬,我们四人便组成金兰谱①:大哥秦书照为人忠厚,家庭自耕农,住在源潭镇东北苗店南秦磷,在我邻村孟庄教书,再后情况不了解。三弟郭靖华为人空虚,作风奢侈,家庭地主,他哥哥是伪联保主任,住在本县桐河镇南小郭庄,后再上本县临泉高级中学,以后情况不了解。四弟李开甲为人忠实,家庭贫穷,住在源潭镇北十八里王六庄,以后教书。
1941年快放暑假的时候,正是我读二年级,国共分家,国民党在河南省建立清共工作团,制造恐怖气氛,到处逮捕接近共产党的人和爱国青年及进步学生。有一位叫刘华年的同学被抓去打得皮开肉绽。刘星三就拿这个事件吓唬威胁青年学生。李开甲是他的同村,受他的指使,我二人参加这个反动组织,填了两张表。参加后,没有通知我去开会,更没有谈过这个组织的性质,也没有给我一个什么凭证和依据。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思想上常常为这个问题苦闷,心中疑惑:刘当时为什么叫我参加,却没有叫我做什么工作,也没有给个什么凭证和依据。但没有勇气向组织交代,总想到家乡搞清这个问题,所以工作时常不安心,一直有回家乡的念头。今天向组织作忠诚老实的交代,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组织。总之,通过这次肃反运动的学习,我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除了这个污点外,我在家乡或在外面上学没有做过对不起贫苦人的事,也没有恶言恶语对人,更没有反动行为。
(三)高中阶段。我于1943年下半年考入私立河南高级中学校,校址在河南省方城县北冈炼真宫,距我村11多里路。这个学校原设立在开封,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略中原,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沦陷,公立学校都向西南迁移,该校是私立无能力迁移。当时师生解散,各自逃亡,校长周同海逃回家乡唐河县县城。校长本想在本县复课,只是由于本县初级中学多,高级中学有2所,因此跑到方城县办学。1942年秋期招生,高中2班,初中2班,共计20多人。这个学校教学极不严格,只凭初级中学校的证明就可以入学,教师配备不健全,功课进度不同步,学生学习成绩差,再加上日军时常扫荡,功课受到很大的影响。1945年6月,日军进犯豫西,家乡沦陷,敌人到处烧杀,无恶不作,百姓痛苦至极。8月,日军投降。我们学校在1946年春期迁回开封西大街,下半年复课。我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走完高级中学校全过程,实际上成绩很差。
四、我个人在学校的情况
由于个性孤僻,又不爱多讲话,与同学也不大接近,与教师更是如此,这可能是我的清高自大所造成吧。可是,学校生活都得有一定的课外活动或职务,我对一切运动都不感兴趣,但是校方指定我负责学生的伙食问题。在搞伙食的时候,与同学闹了很大的意见,受到唐方同学聚众攻击。我和几个同学被迫到羊册去找游击队,跑到羊册游击队已撤走,进退两难,无路可走。后来几个同学商量,还是回到学校。校方对此事很警觉,责令我们写悔过书,才算了事。
1944年春期,方城县国民党县党部在我校发展国民党党员,大部分同学都加入国民党,但也有一小部分没参加。我和张兰福同学没有参加,被他们视作赤色分子受到一个多月的语言和行动监视。方城加入国民党的有高六德、白桂钟、张云泉、陈相诚等,唐河有郭鹏甫、李振信、郑志超、李义成、章文举、李章民、姚斌等。张兰福不仅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初中、小学的老同学,对我很了解。他为人特别忠厚老实,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个清洁的青年人。他家住在源潭镇南五里路张湾前小李庄。
1947年春季,我由李开甲介绍到泌阳县朱集镇中心小学教书,任四年级级任教师,课任五、六年级历史、地理等。校长何云峰,家住源潭镇东南何庄,为人虚伪。同事有刘华年、杨国盛、李开甲,彼此间相互闹气、背离、排挤,快到放假时拉拢贿买职位。这是我第一次与社会接触,深刻体验到社会的混乱,充满恶意,到处看见阴险可怕的嘴脸,会逢场作戏、善于献媚、卑躬屈膝的人受到欢迎,很鲜明地分辨出人与人之间的敌视和仇恨。我痛恨这样不仁不道的社会制度,没有为了小小教员职业而向人弯腰乞求,决定在家研究农业,钟情于田园农家。在这个学校有两件事令人难忘:一是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求得一批破衣旧裤,同事们按乡公所通知都去抽一签,拿一些破衣旧裤。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二是由于满脑子封建统治思想和腐朽的礼教思想,总认为“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所以对小学生要求极严。有一位小学生比较顽皮,一个月就逃了三四次学。他的父母找到学校里来,我大发脾气,将这个学生狠狠地打了一顿。今日提起,心里自责。
五、我的社会经历
我打算在家学习农业知识,可二伯父却让我到街上去学做生意,经过远近伯叔们的劝告,我才同意。1947年8月4日,我到豫兴源酒馆上工,学会计助理员。到9月27日解放,有钱有势的老板都向西南逃之夭夭,我们酒馆的员工也解散了。我留在酒馆,与一位姓霍的老先生住在一起,向他学习中医半年时间。这时,家庭生活受二伯父操纵,我只得带妻子、孩子转回家。我又到妻侄张荣德等人开的个体药行工作,将有二三个月时间。药行奸诈,大秤进小秤出,损害农民利益,非常反感。另一方面,看到许多人参加革命,思想上也想脱离家庭。恰巧乡亲李协民回家探望,他原在源潭镇中学当过校长。我找到他,被介绍到南阳县工商局工作。到南阳遇见许多同学,张北华告诉我,最好跟着李协民到豫西干部学校学习。我按照他的建议,即到县里找杨科长,介绍到开封中医大学学习,同行的有张铎(现在宁波中心支行)。
1949年1月底到开封,过了春节,华东交通专科大学招生,我报考了该校。到了徐州,在学校仅有20多天,校长余眉动员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南下。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随军南下。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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