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学过程。1938年下半年，我到源潭镇小学校插入六年级听课，级任教师是范立艇。教务主任韩剑波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学生特别关心，经常选一些文章让我们学习，激发我们的抗日救国爱国热情，同时也动员几位年龄较大的学生走向抗日前线，到大别山一带打游击。这时，我初上学虽然读六年级，却没有六年级的程度，一心想读书。
当时，校长张江峰，源潭镇东北张岗人；教务主任韩剑波，泌阳县沙河店人；级任教师范立艇，源潭镇人；历史地理教师刘星三，源潭镇北十八里王六庄人。
（二）中学过程。1939年下半年，我上源潭镇中学，上学情趣浓，进取心强，但是由于基础差，跟不上班。再加上1940一1941年间日军疯狂向中原杨扫荡，耽误了我们的课程，有时一停课长达一个半月，到1943年初中毕业，两个二年级的课程读了四年。
由于我个性孤僻，不爱多讲话，更不爱接近同学，以致同级40多位同学仅有4位合得来。1942年冬，我们四人便组成金兰谱①：大哥秦书照为人忠厚，家庭自耕农，住在源潭镇东北苗店南秦磷，在我邻村孟庄教书，再后情况不了解。三弟郭靖华为人空虚，作风奢侈，家庭地主，他哥哥是伪联保主任，住在本县桐河镇南小郭庄，后再上本县临泉高级中学，以后情况不了解。四弟李开甲为人忠实，家庭贫穷，住在源潭镇北十八里王六庄，以后教书。
1941年快放暑假的时候，正是我读二年级，国共分家，国民党在河南省建立清共工作团，制造恐怖气氛，到处逮捕接近共产党的人和爱国青年及进步学生。有一位叫刘华年的同学被抓去打得皮开肉绽。刘星三就拿这个事件吓唬威胁青年学生。李开甲是他的同村，受他的指使，我二人参加这个反动组织，填了两张表。参加后，没有通知我去开会，更没有谈过这个组织的性质，也没有给我一个什么凭证和依据。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思想上常常为这个问题苦闷，心中疑惑：刘当时为什么叫我参加，却没有叫我做什么工作，也没有给个什么凭证和依据。但没有勇气向组织交代，总想到家乡搞清这个问题，所以工作时常不安心，一直有回家乡的念头。今天向组织作忠诚老实的交代，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组织。总之，通过这次肃反运动的学习，我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除了这个污点外，我在家乡或在外面上学没有做过对不起贫苦人的事，也没有恶言恶语对人，更没有反动行为。
（三）高中阶段。我于1943年下半年考入私立河南高级中学校，校址在河南省方城县北冈炼真宫，距我村11多里路。这个学校原设立在开封，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略中原，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沦陷，公立学校都向西南迁移，该校是私立无能力迁移。当时师生解散，各自逃亡，校长周同海逃回家乡唐河县县城。校长本想在本县复课，只是由于本县初级中学多，高级中学有2所，因此跑到方城县办学。1942年秋期招生，高中2班，初中2班，共计20多人。这个学校教学极不严格，只凭初级中学校的证明就可以入学，教师配备不健全，功课进度不同步，学生学习成绩差，再加上日军时常扫荡，功课受到很大的影响。1945年6月，日军进犯豫西，家乡沦陷，敌人到处烧杀，无恶不作，百姓痛苦至极。8月，日军投降。我们学校在1946年春期迁回开封西大街，下半年复课。我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走完高级中学校全过程，实际上成绩很差。
四、我个人在学校的情况
由于个性孤僻，又不爱多讲话，与同学也不大接近，与教师更是如此，这可能是我的清高自大所造成吧。可是，学校生活都得有一定的课外活动或职务，我对一切运动都不感兴趣，但是校方指定我负责学生的伙食问题。在搞伙食的时候，与同学闹了很大的意见，受到唐方同学聚众攻击。我和几个同学被迫到羊册去找游击队，跑到羊册游击队已撤走，进退两难，无路可走。后来几个同学商量，还是回到学校。校方对此事很警觉，责令我们写悔过书，才算了事。
1944年春期，方城县国民党县党部在我校发展国民党党员，大部分同学都加入国民党，但也有一小部分没参加。我和张兰福同学没有参加，被他们视作赤色分子受到一个多月的语言和行动监视。方城加入国民党的有高六德、白桂钟、张云泉、陈相诚等，唐河有郭鹏甫、李振信、郑志超、李义成、章文举、李章民、姚斌等。张兰福不仅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初中、小学的老同学，对我很了解。他为人特别忠厚老实，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个清洁的青年人。他家住在源潭镇南五里路张湾前小李庄。
1947年春季，我由李开甲介绍到泌阳县朱集镇中心小学教书，任四年级级任教师，课任五、六年级历史、地理等。校长何云峰，家住源潭镇东南何庄，为人虚伪。同事有刘华年、杨国盛、李开甲，彼此间相互闹气、背离、排挤，快到放假时拉拢贿买职位。这是我第一次与社会接触，深刻体验到社会的混乱，充满恶意，到处看见阴险可怕的嘴脸，会逢场作戏、善于献媚、卑躬屈膝的人受到欢迎，很鲜明地分辨出人与人之间的敌视和仇恨。我痛恨这样不仁不道的社会制度，没有为了小小教员职业而向人弯腰乞求，决定在家研究农业，钟情于田园农家。在这个学校有两件事令人难忘：一是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求得一批破衣旧裤，同事们按乡公所通知都去抽一签，拿一些破衣旧裤。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二是由于满脑子封建统治思想和腐朽的礼教思想，总认为“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所以对小学生要求极严。有一位小学生比较顽皮，一个月就逃了三四次学。他的父母找到学校里来，我大发脾气，将这个学生狠狠地打了一顿。今日提起，心里自责。
五、我的社会经历
我打算在家学习农业知识，可二伯父却让我到街上去学做生意，经过远近伯叔们的劝告，我才同意。1947年8月4日，我到豫兴源酒馆上工，学会计助理员。到9月27日解放，有钱有势的老板都向西南逃之夭夭，我们酒馆的员工也解散了。我留在酒馆，与一位姓霍的老先生住在一起，向他学习中医半年时间。这时，家庭生活受二伯父操纵，我只得带妻子、孩子转回家。我又到妻侄张荣德等人开的个体药行工作，将有二三个月时间。药行奸诈，大秤进小秤出，损害农民利益，非常反感。另一方面，看到许多人参加革命，思想上也想脱离家庭。恰巧乡亲李协民回家探望，他原在源潭镇中学当过校长。我找到他，被介绍到南阳县工商局工作。到南阳遇见许多同学，张北华告诉我，最好跟着李协民到豫西干部学校学习。我按照他的建议，即到县里找杨科长，介绍到开封中医大学学习，同行的有张铎（现在宁波中心支行）。
1949年1月底到开封，过了春节，华东交通专科大学招生，我报考了该校。到了徐州，在学校仅有20多天，校长余眉动员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南下。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随军南下。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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