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南下行军。到了温州在总工会任组员2个月。这段时间没有职务，别人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每天到工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厂里的政治情况，组织工人参加工会，搞好工人的福利等等。9月，农村开始征粮反霸。因为基层缺干部，我调玉环县任县农会副主任，带县工作组在外塘乡发动群众开展反霸、征粮、支前等工作。我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还是像以前在山东那样，用的是老一套做法，强迫群众，甚至骂群众，有人不交粮就把他关起来，经人担保才让他回去。待“六大禁令”下来，才有所改变。
1950年9月，在温州参加土改学习。10月，在筠岗乡搞土改基点，任小组长，后来到盐区任工作队队长、组织委员、党支部书记，这段时间对工作是负责的。土改将要结束时，在庙里召开全乡民兵会议，有些青年民兵在休息时把庙里的菩萨打倒了，我没有制止，认为群众经过土改觉悟提高了，没有问题。结果到了过春节那天，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发动群众大游行，凡塘村全村群众组织起来，不但自己村不参加，还阻止其他村参加，要求政府把菩萨再竖起来。主要原因是群众觉悟不高，被坏分子鼓动。但是，我的工作思路不正确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还是凭以前依靠积极分子的老经验做事，结果出了问题。对这个问题，县委很重视，我在干部大会上做了检讨。
在土改工作中，没有真正依靠贫雇农去发动群众，依靠了中农，走的是干部路线。因我自己是中农出身，培养的干部、走的路线也是中农，认为中农讲的话群众会听，没有认识到他们有动摇性，所以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1951年3月，我在温州地委干部学校学习3个多月，主要内容是查阶级立场观点，总结土改中取得的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学习回来后，在省委土改调研工作队任副组长，在玉环县楚门镇检查土改。这段时间工作作风有了转变，依靠贫雇农发动群众，做好土改扫尾工作，接着做好动员参军工作，但感觉有些“左”，没有发挥老干部作用。
11月，我被抽调到温州工农干部学校学习文化。只学了一个月，学校就开始“三反”运动，时间3个多月。在“三反”中担任小组长，表现是积极的，自己的问题很少，一开始作了交代，后来的结论不算贪污。1952年一年时间都是学习文化，担任党、政小组长，学习积极，心情愉快。
1953年6月学习结束，7月由地委分配到玉环县委组织部任组织员，经常下乡。但在农村工作与群众语言不通，思想苦闷，工作也不安心，向组织部提了多次意见。
1954年3月，调县供销合作社任第一副主任，负责政治工作。思想是适意的，但是业务不懂，吸收干部不够慎重。如不了解林锡芳的爱人是商人的女儿，把她也吸收到党内来了。
领导知道我业务不懂，送我到省行政学院学习4个多月，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总任务，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对经济工作的意义有了认识。回来后，工作是安心的。不久听说要调动，思想动摇，不够安心。后来没有调动，干了一年多，对商业工作开始熟悉起来，想继续干下去。与李世英一起工作思想一致，没有闹过意见，感觉很好。
1956年3月，我调县手工业联社担任副主任。这一年在机关工作有两个领导，我负责搞肃反学习，担任小组长，参加供销社三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表现一般，工作不够主动，依赖性重。认为本单位人少，只有6个人，都是小青年，学生出身，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好反，自己是在帮助供销社肃反，所以抱无所谓的态度，没有作出什么工作成绩。政策问题是由主任决定的，我只是副职，在执行相关政策时没有犯大的错误，具体工作做得多了些。但工作不够主动，想办法动脑筋钻研业务和学习不够，今后努力改正。
（1956年9月21日）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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