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才同志自传(1956年)上篇

Admin 发表于2016-03-03 17:48:42
一、家庭情况
解放前,家有42亩土地、7间房子、1头牛、1辆大车,收入有余,劳动力有一个半。家庭主要人员有祖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我共6口人。1930一1942年,因祖父和父亲去世,卖了32亩土地,还剩10亩土地。1944年,兄弟两个分家,我分得5亩地,1944年南下时交给村里。
父亲何文江一贯务农,没有做过其他事情,没有政治地位,受封建势力压迫,是一个勤劳、老实的农民,生活不富裕。岳父巩振明在家务农,政治上没有问题,不经常来往,早己脱离了关系。
二、革命前历史
1928一1930年,我在本村小学读书。
1943年3月,国民党将村里的所有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九公道,维护治安。我参加九公道一个多月,不知道是个反动组织。
1944年2月,父亲的朋友宋兆夫是做手工业的,父亲叫我跟他做学徒。他参加圣先道,也拉我一起参加,这样可以逃避国民党抽壮丁,安心学手工业。参加圣先道2个多月,还要交钱。这时,母亲已去世,家庭困难,再加上日军侵犯,没空参加活动,后来就逐渐退出来了。当时,我的思想受到影响,相信人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后来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干坏事,也就不可信了。
1945年干旱,父亲去世,我管理家务,兄弟俩产生了矛盾,4月分家。弟弟参加了国民党军。我因家里生活难以维持,到滨海地区做短工3个月。因没有工做,回到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实在没有办法,与本村刘延林一起贩盐。在李家庄结交了一个朋友,他买了一头驴,叫我与他合伙贩卖粮食。后来他被国民党民团抓去,所欠80元驴钱要我付。做生意没了本钱,生活也更加困难了。回到家里又没饭吃,只得卖了10亩土地,以卖豆腐维持生活。10月,参加壮丁训练,仅半个月就因日军侵略而解散。到了年底,本村就解放了。共产党组织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反霸斗争。我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对八路军很信任,参加了村农会组织,表现积极。1946年1月,被推选为民兵队长。
三、参加革命后经历
1946年2月18日,在本村经方志刚和王玉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一年。1947年2月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对党的认识是,入了党可以分到土地,分到地主恶霸的余粮和其它东西,被人看得起,吃得开,也会得到领导的信任和提拔,有了固定的职业,可以不参军打仗,可以不做苦力,只考虑个人利益。另外,过去伪乡长霸占了我家3亩土地,是党组织帮我要回来的,并让我在斗争大会上与伪乡长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替我出了气报了仇,所以我要参加共产党。后来,介绍人在党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对我的不正确思想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使我认识到自己入党的思想动机是不正确的。但认为村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入党,党员总比其他干部特殊一些。那时处在游击战争环境,还没建立自己的政权,思想上只认为打倒恶霸就完事了,把地主的土地分了就没其他什么事情可干了。
1946年2月,县武装部抽调各村民兵队长共200多人集中阳信县举办训练班。领导对我是信任的,让我担任司务长,主要掌管粮票和菜金。每天上午上政治课,下午业务学习,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使用枪支。当时,这个地区在土改后又闹土匪,闹得很凶,夜里经常把村干部抓去,所以村干部不敢做工作,小麦也很难征购。领导决定在这里办训练班,一方面是维护这个地区治安,另一方面是培养民兵骨干和审查民兵的历史问题,有问题的把枪交下来。我在这里学习了2个月,思想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党是为劳苦大众办事的,是爱护劳动人民的。
训练班结束后回家过了十几天,整个形势和地区环境起了很大的转变。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们的部队撤走,到处闹土匪。5月,我参加了区中队,每天打土匪。当时的思想动机是不正确的,听到有的村干部被土匪杀死,想想自己是民兵队长有些怕。另外,弟弟在敌占区当国民党兵,听婶婶说,我的表兄也当了土匪,他们要是回到家里,我肯定会被逮捕。一想到这些情况,我就更加害怕起来。但回过头来想想,既然加入了共产党,如果不参加革命,会引起领导对我怀疑,也会被杀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参加革命。但是在部队里让我任司务长,我不会干,思想有压力。4个月以后,由区队调到县大队,县委把我留在区委会任组织干事,经常在农村做支前工作。
1947年,本区开始土改,我是土改工作队队员,在本乡本村开展土改工作。那时工作能力很差,开会时不大敢讲话,只是起了解情况的作用,但是工作是积极负责的,领导是信任的。3月,我被抽调到地委党校学习4个月,回来任何李乡联防大队大队长,做支前工作。这时能独立工作,积极负责。但是工作中强迫命令的作风是严重的,每天下通知向群众要东西,有的村干部不交纳,我就把他扣起来,有时还罚他做民工。这时候,名誉思想和本位主义很严重的,别人讲我工作好就高兴,自己村里无论交纳什么东西比其他村都少一点。
10月,联防大队撤销了,建立了乡政府,我在第三堡乡任民兵大队长。每天晚上领着民兵巡逻,维护5个村的治安,碰上赌博的人就抓起来,工作作风是强迫命令的。那时,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是外地的老干部,掌握方针政策的是他们,主事是他们,我只跟着他们了解下情况,没有工作经验。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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