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情况
父亲张风岕，文盲，务农；哥哥张汉源，只读过几年书，下学后种田；嫂子家务。我家有8间房子、10多亩地、1头牛、1头驴及其他农具。解放前家庭成份中农，解放后，我和哥哥分了家，土改时分到7分地。现在我父母、哥哥家连我的地早就入合作社，家庭成员是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
二、童年时期
1933年在本村读私塾，先生张风羽（现在家务农）。1934年在本村读私塾，先生是庞家村的魏书春（现在己故）。第二年跟陈家庄陈树耕（现任小学教师）读书。我共读过三年半书，都是读死书。我不愿读书，父亲不肯，读不好又要挨打，只会念不认字。在这三年半中，糊里糊涂读了些之乎者也，什么孟子、孔子等书，什么用途也不知道，灌了一肚子没有用的东西。
1936年下半年，黄河决口，大水成灾，三年没收成，随父母要饭，直到1938年回家。这段时间受尽人家打骂，讨来的饭吃不饱。1944年在家帮父亲种地，主要劳动力是父亲和哥哥，我只看牛和送饭。19年我19岁了，才帮父亲种地。那个时候，我家为人老实，吃人家的亏，也受地主和土光棍的气，地里的庄稼经常被人家偷去，我们也不敢讲，只是肚子里很生气，但没有反抗力，怕闹出事收不了场。
家乡解放后，我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经常听八路军讲故事。日子长了，我的思想受到了影响，觉得参加八路军比种地好。
三、第一次参加革命
1944年7月，我被父亲骂了一顿，觉得下不了台，偷了父亲的钱当路费，当天找到八路军入了伍。才参加部队时，穿上新军装感到很高兴。几天后，部队开到郑村时，父母找来了，向指导员请求要带我回去。那时候部队缺人，哪能叫我回去，只答应放四五天假。大概一月有余，部队每天行军，一天跑10多里路。我吃不消了，感觉参加八路军不好，思想很苦闷，回家种地。这是我第一次脱离革命。
四、第二次参加革命
1944年12月，和本村民兵薛竹全、张大成一起参加广饶县委会通讯班任通讯员，每天送信，没有别事。这时在同志们帮助下和上级党组织领导下，下决心做好工作。1945年6月，由县委会转到主力部队八路军直属团三营八连任战士。结果3个多月多次行军和打仗，身体吃不消，因病被部队送回家。这是第二次脱离革命。
五、第三次参加革命
1946年12月病愈后，上级叫我归队，又成为广饶县八区中队战士。这个时候，我对革命认识不足，感觉当兵很苦，跑路又多，搞不好上前线打仗还要牺牲性命，还是回家好，结果就开小差。主要原因是注重个人利益，对革命认识模糊，没体会到旧社会地主阶级对穷人的压迫，甘愿做牛马的思想存在，看不到将来的革命前途，个人利益第一，革命看形势，起什么风掌什么舵，有利就干，不利就算，再三脱离革命。
六、第四次参加革命
1947年2月开小差回家后，只有10多天又参加工作了。因为那时青年在家是不成的，趁早想办法找一份工作。我到利津县工商支局做通讯员，刚去的时候怕呆不长，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以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在同志们帮助之下，通过新旧社会对比，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再加上自己学习，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认识到以前多次脱离革命是不对的，抗日和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1948年1月，又经过“三查三整”，对我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我也作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以前是可耻的，以后坚决革命到底，不半途而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查三整”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国营蒲台北关酒厂任保管员。从这以后，我积极工作，只要上级分配给我任务，就去完成，不怕吃苦。在国营酒厂工作两年，对党有了认识，感受到共产党是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使穷人走向幸福的生活。1949年4月，在北关酒厂由朱德元和赵成文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一年后按期转正。
1949年7月，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是先入党后入团的。因为1949年建团时，要有几个青年党员加入团组织领导团的工作。
1950年2月南下后，在温州市中央公粮分库任保管员，工作是出色的，积极为人民服务。此时，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产生了骄傲自满，认为南下经过千山万水，为有功之臣，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别人。特别是对当地领导不服气，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闹地位。想想自已在山东当个保管员，来到南方还当个保管员，思想不通。在粮库时看不起粮库主任，认为他没有能力，又不是共产党员，不能领导我，影响了工作。再就是市库合并粮食公司，思想不通，看不起经理，不服从领导，有时开会借口有事情不参加，他也拿我没办法。以后自己担任领导，工作上碰到很多困难，又产生了自卑思想。
现在地位观念没有了，认为文化低很难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思想有好的转变，上级分配给我的工作总是想尽办法来完成，与同级领导干部很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大局出发做好工作。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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