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在后八湖村由副区长周祥光、乡长周云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半年。7月转为正式党员。1945年日军投降时，我被调到兵站管粮草。
不到一年，内战爆发。我记得很清楚，6月21日天气很热，蒋介石百万大军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我在兵站里听到隆隆的炮声，也没接到紧急通知。村里积极分子对我说：国民党军已经离我们村庄20多里了。乡干部和我都相当紧张。一会儿遇到县大队、区中队和我们的基本群众，才知道与国民党军相距仅一山之隔。我跑回家拿了两件衣服，父亲给了我两块钱，我告别年老的父亲和妻儿，不觉泪水夺眶而出。父亲也含泪对我说：“快走吧！敌人快来了。”
我到了吴桥乡，丁区长正在集中区乡干部，一点人数有数十人没到。于是，临时组织了区队，召开会议，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坚持游击战斗。夜里，区长带了十几人侦察敌情。到了三官庙，发现国民党兵砍树筑围墙，又继续了解了一些情况，回来研究对策。这时，敌人封锁很严，我们组织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只好向东撤去。因形势紧张，好多干部返回了，本乡乡长周云光已自首叛变。我的思想也相当混乱，心里挂念着家人，不知何时才能重逢。撤出50多里后，我们在山东南方向住下，天天盼望着早日返回家乡。
7月20日前后，我军在双沟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上级把胜利的战果传达给我们。我们部署坚持游击战斗和支援部队工作。过了六七天，敌人又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随家届大队冒雨有计划地撤出，按上级指示撤到华东根据地，途中没有休息，经过两淮、洪泽湖等地，路上没有医生，得了病只能听天由命。走了三四天的水路，刚要靠岸，岸上的部队举着枪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子弹上膛，如果遇上国民党部队就跟他们拼了。一了解才知道是自己人。他们叫我们快上岸，说这里离国民党军很近，上午就要到这里。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勉强支撑着慢慢向前走去。天已发亮，我太疲劳了，实在支持不下，看看周围没人，稍休息一下再走，抱着枪在路上睡着了。后来部队派人侦察敌情，问我干什么的？我一时不知所措。对方态度诚恳地说是八路军。我就对他说自己是苏北撤出来的地方干部，因病走不动，支持不了就睡着了。他说，国民党军今天8点钟左右就要到，于是扶着我向前走去，到了村里向群众要了一碗米汤喝下，精神好多了。过了两天，在周桥找到了原先一起撤出的同志，大家都很高兴。
这时，听到好多消息，如七战七捷，撤出华南、坚守华中等等。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我们奉命支援后勤部队，区委书记李荣香为小组长。到了离目的地约100多里的涟水东小村时，我们接到通知，说明天早上走，并于当天赶到。天快要亮了，为了防空分批走。结果前一批走了，留下的人随区委书记李荣香没有按原先的命令继续前进。
我们向山东撤出，到了郑城，我随家届大队到山东利津县。一路上生活实在困难，也痛恨自己不应该脱离组织。经过一个月到达了利津县王庄。住了好多天，家届大队与县委、县府联系分配工作。我分配到利津治黄办事处任保管员，积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备料阶段天天在大坝上收砖石和秫秸。在“三查三整”时，我把脱离组织的原因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组织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及脱离组织的原因，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土改时，我的工作调动频繁，从大马家调到路家庄，从路家庄又调到小街。国民党军向黄河北部发起进攻，我不怕战机轰炸，坚守大坝，管住渡口，确保家届大队和军队运输畅通。在七家咀抢险之际，形势更加紧张，敌人己到送宿，离抢险之处只数10里。我负责七家咀的抢险工作，事关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如果搞不好就会顷刻间家破人亡，感觉压力很大。我在治黄工作中，在党政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确保了黄河不出事故。
1948年秋天，上级指示全面反攻，北上的干部要随军南下。我接到指示以后，万分的高兴，南下可回家看看家中老小，报仇雪恨。我和刘姜等四人一道到惠民集中，准备南下到大别山区。到达地区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只好服从组织分配，回原机关工作，参加“三查三整”。
1949年，我军胜利捷报频传，我盼望全国解放，也盼望早日返回家乡。淮海战役结束以后，上级动员为解放全中国组织力量南下。我与周继光找县委书记要求报名南下，得到批准，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我把工作移交以后参加第七中队，中队长张洪顺，书记魏俊哲。
到了济南，又到沙沟住了几天，离我家只10多里，我很想回家看看，领导没有同意我的要求。因时间短促，如果这次不与家人见面，将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我写了封信叫家人速来会面。家中接到信后，就叫哥哥赶来了，见面之后诉说了我离家后的情况：
我离开家后，还乡团的周大珍用盒子枪顶着我父亲的头威胁，一定要问出我的去向。还乡团的陈洪章趁夜间到我家搜查了好几次，弄得家中不得安宁。父亲盼我早日回家，眼睛也盼瞎了??哥哥说到这里，泪水止不住地流。我也满脸泪珠，报仇心切，对哥哥说：有共产党的领导，会把这些问题处理掉的。哥哥相信共产党会给我们报仇。后来到了徐州，碰到熟人一打听，说还乡团已经跑了。
从徐州到合肥暂时休息几天，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向长江进发。4月20日夜，我们在途中听到炮声不绝，炮弹不断地向江南射击，红绿信号弹划破夜空。待我们到了江边，先头部队己经胜利渡江了，后勤部队、担架大队站满了江边。大小船只满载着人和物连续不断地向江南驶去，人太多了，我们在江边等了一夜也没有过去。国民党军放了照明弹，又放炮弹，一个炮弹正好落在我们面前（七中队十小队和十一小队之间），大家赶紧到沟里隐蔽。幸好是个臭弹，如果炸开了，我们七中队不知死伤多少人。上级指示我们后撤四五里路，等天亮再过江。
21日这一天，国民党军的飞机狂轰滥炸。下午，我们整队向江边进发，到达江边19时左右，天己经黑了。大家振作精神登船渡江，很快就过去了。到了荻港，群众已经走了，我们迷失了方向。我到部队问清前进方向后，走了2个小时左右到了荻港东站，已是下半夜，安排休息。第二天早上顺着老公路向东走，却被3架敌机发现了目标，对我们乱轰炸乱扫射。于是，我们分队走，既可避开敌机，又可加快速度，每天要走百余里。
到了宣城，张洪顺队长叫我们小队接收宣城。我和孙吉瑞（现任青田县委书记）看管弹药仓库，加倍警惕特务、反革命分子破坏和敌机轰炸，没想到国民党军跑得很快。我们接到去上海工作的命令，把工作移交以后，又顺着公路向东走。我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的部队，走了十几天十几夜，这条公路上的部队就没有断过。我们经过的地方大部分战斗刚刚结束，到了石湖荡战斗还没结束。
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又接到命令不去上海去杭州。到了杭州，心情很愉快。后又变了，到温州工作。听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打官话”，有思想顾虑。语言不懂，怎么开展工作？交通也不便，将来回家怎么走？埋怨组织叫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去工作。后经教育分析批判，端正了态度，路上跑了七八天到了温州。
（1956年7月）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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