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每年放三次假：夏收假、年假、收算假。放夏收假和收算假时，我在家割草喂牛。我最喜欢年假，冬天里没事干，整天与小朋友打球、滑冰、玩游戏。
父亲很疼我，有时单独给我烧好吃的。别人打我，他劝别人别打我，说我很可怜，从小就没有妈此时父亲总是含着泪。
我13岁到离家7里的姜东读高小，功课增加了，对读书不感兴趣，只是对篮球、足球和毛笔字感兴趣，算术较差。国语老师对学生很凶，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我与同学郭继良闹着玩，却被老师打得疼痛难忍，至今记忆犹新。
高小毕业后，再补习一年，准备到离家几十里的徐州投考中学。谁知考生2000多人，我未考取，思想压力很大。想想全家人靠辛勤劳动换得血汗钱，省吃俭用让我读书，希望我能成才，结果连中学都考不上，感觉回家不好交代，不觉泪水夺眶而出。想起堂哥周开晨在蚌埠做扛包的码头工人，就去找他想办法解决生活出路。到了蚌埠，堂哥问我不在学校读书，到他那里干什么？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马上给我父亲寄了封双挂号的信。过了三四天，父亲找到了我，耐心地劝导我，说我年纪太小，在外无依无靠，还是回去好。此时，我手头的钱也花光了，只好跟着父亲回家。哥哥对我非常不满，从此家里决定让我参加生产劳动。
我14岁开始参加生产劳动，除了收割，大部分时间割草喂牛。16岁就成为主要劳动力，年龄虽然稍小，但个子高，力气也不小。参加生产劳动是辛苦，但我愿意。我家每年能收1000多斤粗细粮，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
我17岁时，父亲一手操办，让我成了亲。18岁与哥哥分了家。刚分家感觉有些累，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人计划，除种几亩地，冬闲推盐、推炭做生意。
不料日军入侵中国，国民党军在离我家乡约100里的地方与日军交战，兵败西逃。有10多个国民党兵住在我家，把我家的鸡全部吃光，抢了东西，还把我的邻居强奸了，搞得鸡犬不宁。老百姓无家可归，田地荒废，庄稼成熟了却不能回家收割。
不久，日军占领了离我家约2里路的单集镇，机枪大炮乱打一通。高粱刚出头，开始扫荡，把后八湖村周开风家里的猪烧死就吃，吃好了就烧房子。
我全家7口向寿山一带逃难。途中日机狂轰滥炸，肆意扫射。周大旺孙子当场中弹身亡，全家抱头大哭。我们躲进路边的小麦棵里。我想：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受小日本的欺负，怎么没能耐教训这群狗日的呢？
躲到山区，得到当地百姓的照顾。可汉奸、土匪接二连三地敲诈勒索，催缴苛捐杂税，晚些交就拿杀头威胁我们。我最痛恨的是汉奸、伪保长周兴伦，日军一到就向我家要了20多块银元。一批以保家为名的流氓、地痞白天在家睡觉，夜里抢东西，还叫我送饭给他们吃。有一次，我送去老酒、肉、鱼，就是没有鸡，饭有些凉，他们就一脚踢翻了饭担子。日军占领我家乡好几年，我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40年冬天，八路军来了。我还是个农民，思想认识模糊，认为当兵的都一样，也是欺压老百姓的。八路军刚到的那天晚上，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我听了句句在理，感觉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日军完全两样。国民党军、日军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蛮不讲理。八路军是为民除害，会后枪决了土匪头子周开益。我回到家里，全家老小都在议论，说周开益该枪决，老天终于睁眼了。我深切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为老百姓办事，只有共产党才能为穷人审冤。
八路军对人和善，住在我家，对老年人称老大爷，对中年人称大哥、嫂子，小孩称弟弟，说说笑笑，见人就问好。农忙时节，扛着枪帮我家收割。古语云：“敬人者人亦敬之，爱人者人亦爱之。”八路军性格活泼，对人尊重，态度诚恳。后经村里同志介绍，我参加了基干队。
日军据点离我村10多里，汉奸维持会经常带着日军出来扫荡。1940年春天，全区基干队配合区中队和县大队，在小墩西边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扫荡，鼓舞了我们抗日的信心。我们夜间站岗放哨，白天照样生产。久而久之，我们摸到了日军扫荡的规律。在春天，一般早上6点钟日军占领我村西边的小山，我们主动出击，瞄准了才放，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这叫游击战术。有一次，我们跟日军开了火，日军的枪炮疯狂地叫着。我抬头一看，敌人的骑兵直奔我和张炳如、周开玉三人埋伏的地方而来。我赶紧拉起他俩就跑。
1942年秋末，日军分两路进行扫荡，一路从大徐家出发，另一路从双沟出发。我们藏好武器，混在群众中跑，跑到东大桥，被日军骑兵包围了。我和周开寅埋伏在墓地里，跑不了，被日军抓去修公路。群众没有出卖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暴露身份。替日军修了半天公路，平安无事回家。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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