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公安部任十二局副局长，因所谓“窃听器事件”和“隐匿刘少奇材料”等“滔天大罪”，被打成“黑帮”。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内查外调找不到事实根据。后来，又说我参加革命的历史有假，认为我1938年15岁就参加新四军，而且是直接受陈毅同志领导，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一再要我老实交代。
我向他们说明：1938年，我在上海住在外婆家补习中学课程，同时入无线电学校学习。其间，接受了抗日思想和革命理论的影响，曾参加一些进步组织活动。当时，我的家乡江苏省武进县的农村已有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在活动，我父亲丁连生和同学陈桂生（曾任新四军营教导员，后英勇牺牲）等，都参加了管文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他们不断来信动员我回去参加抗日。
1938年10月初，我从上海回到家乡孟河镇，由一位同学领我到距我家五里地的丹北童家桥，找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管文蔚司令，准备参军。恰逢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在此，当他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时，就和随他同来的黄源（公开身份是中央社和扫荡报记者）主动找我，向我了解沦为“孤岛”后的上海的各种情况，还对我谈了抗战的形势、江南游击战争问题、抗日统一战线和青年问题等，讲了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新鲜道理，历时约两个小时，使我思想上深受启迪，同时也产生了对这位曾经留过学的将军的敬佩之情。当他听我说上海有许多青年都想去皖南参加新四军，只是因为路途阻隔有困难时，当即表示要我回上海去动 员这些要求参加新四军的青年，按照我这次坐火车回家乡的办法，先找管文蔚司令，再由交通站接送去一支队和皖南军部教导队，并要我以后去一支队找他，还送给我一张他的名片。名片上印着：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
陈毅 仲弘
四川乐至
就这样，在陈毅同志的教导下我参加了新四军。
1939年初，我从上海带着三个青年到了一支队，陈毅司令员将他们转送到皖南军部。他听我说有一位亲戚在国民党的广德县政府任秘书，邀我去那里建电台，便提出让我先去找那个亲戚，了解是否真的要我搞电台，看以后能否建立统一战线的朋友关系。当时我因不了解陈司令的意图而表示不愿去，经过做工作，我才知道，因广德距一支队驻地较近，陈司令希望多建统战朋友关系，是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他说，去后一个时期可以回来谈谈，不愿长期呆也可不再去。这样我就去了广德。去后发现电台机器尚未运到，他们先让我帮助登记收发文件的工作，从中我连续发现了两份国民党敌视新四军的秘密文件：一件是国民党省党部发现延安陕北公学有五位学生到广德来活动的情报，要当地严加防范；另一件是省党部关于限制防范新四军的若干措施与办法。我看后感到很吃惊：怎么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却暗中对付新四军呢？我便把这两份文件先藏起来，一面向那位秘书托辞请假暂回上海，带了那两份文件跑回新四军一支队，亲交陈司令。这次在广德只停留了一个月。陈司令对我嘉勉一番，但认为我不宜再回广德去了，便将我留在一支队，在陈司令的直接领导下搞情报联络工作。
听完我对那段历史的陈述后，专案人员仍不相信。说陈老总不可能相信尚未成年的你，而派你去做那些既保密又重要的事。我又耐心地和他们带着讨论研究的态度进行说明：当时 是全民抗战时期，全国男女老少同仇敌忾，抗战热情特别高，我当时虽只有十五六岁，但我是初中生，平时比较重视时事，对一些事还是有一定见解的。陈老总可能觉得我还不是太幼 稚的小孩子，从具体接触的几件事来看，认为我比较机敏。而我又是江南人，挺进纵队中有不少熟人，在当时非常需要用人的时候，就大胆放手使用了。实际上使用就是锻炼，也是考 验，这正是陈老总多年放手培养青年干部的经验。为此，我要求他们可直接向陈毅同志调查。他们抱怀疑态度，说陈毅还能记得你吗？我肯定地说，他不会全忘记的。他曾见过我父亲，时隔多年在上海解放后遇见我还问我父亲在哪里？“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外搞“四清”运动，多时未见，他还向外交部韩念龙同志打听过我的情况。
为了便于陈毅同志回忆，我向专案人员谈了并简要写了一个提示要目，供调查参考。其中提到我从国民党广德县政府中搞到两份秘密文件的内容和经过情况，其他情况包括：
我从家乡孟河通过一位姓费的小青年，利用日军守备队的电台设在他家，他有条件接近日军电台机房的便利，多次进去偷看日文字母密码，并抄下都转交给了陈司令。
我从一位医生那里接触到一个姓杨的伪军，了解到他尚有爱国心，经过工作，策动了住在孟河的伪军绥靖队携枪反正，投向新四军二团。敌人发觉是我策动但未能捕到我，就把我父亲捉去严刑拷打，致腿成残疾，后经营救获释放。
陈毅同志先后四次派我去上海工作。
第一次是去找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刘少文和新四军的秘书李一氓同志，带了一个在旷野捡到的日军飞机上丢下的“温湿器”（体积很小，里面有微型电子管能发出信号），请他们在上海找人研究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后经查明是为航空测气候用，不是间谍电台）。
第二次是为“江南抗日挺进纵队”东进到上海西郊，准备建立上海捐助物资的输送渠道。我先到无锡梅村找“江抗”司令梅光迪，又到上海找统战人士纪振纲，研究联系办法。纪振纲是茅麓公司老板，是新四军进入茅山地区后争取成功的最有名的统战人士。他对陈毅非常敬佩，因受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压力，在陈毅建议下，他将自卫武装数百人全部交给新四军，本人去了上海法租界，但仍和新四军保持联系，积极为新四军募捐物资，李一氓同志去上海时就住在他家。
第三次我乘外轮经苏北回队，在扬州东乡焦家荡与挺进纵队二支队相遇，并在此巧遇陈司令，他是过江来视察的。二支队韦永义司令将在二支队任副官的我父亲丁连生向陈司令引见，所以陈司令对我的父亲有印象。这次和陈司令同来的还有从大后方桂林来新四军的两位客人，一位是新安旅行团的团长张杰，另一位是大公报的记者王坪，他们希望经此转往上海，陈司令命我带他们同去上海。陈司令还派军医处的司药汤辅仁和我一起去上海，采购一批特殊的用药，这次又带了一个“温湿器”，让我去交给我的无线电老师研究。当我乘轮船在上海广东路外滩上岸时，被英籍巡捕查获没收。但未影响主要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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