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加革命前家庭情况
全家8口人，祖父凌锡光，父亲凌佩泽，我兄弟三人，我为长兄，二弟凌沛琢，三弟凌沛澈。家有33亩山地（包括土改时分进4亩）。全家生活靠种地收入维持，但由于家中人多、劳力少、吃口众、地薄，父亲和叔父分家后建房时负债过多，再加上伪政府苛捐杂税负担，每年收入不够支出，生活困难，一年缺半年的粮。父亲年年借债还债，遇歉收生活就更加困难。家中养不起牲畜，只能和人家合伙养牛或驴，农忙耕种还要用人拉犁，以致耕种误了农时，影响生产。平时我和二弟常外出做短工，赚些钱贴补家中不足，但仍然穷困之极。后来二弟长年雇给地主，三弟送给三姑妈家放牛，父亲腾出一半时间雇工，一半时间与我在家耕种，勤俭治家，力争摆脱贫困。但事与愿违，雇工报酬极少，父亲仍东奔西跑求亲拜邻，借债糊口。直到1942年家乡解放，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分得部分土地、农具和粮食，清理了高利贷，才摆脱了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压迫和伪政府众多的苛捐杂税，收入增加，家中生活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这是共产党救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全家政治思想和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父亲参加农救会，劳动更加积极，在村中工作也很积极。1944年，二弟参加了八路军，家中享受代耕政策待遇，父亲又被选为村抗粮主任。但后来由于形势紧张，敌人经常进行残酷的扫荡，村中青年参军或到地方工作的逐渐增多，劳力减少，军粮增多，群众负担越来越重。同时，敌人经常扫荡导致群众不能安心生产，耕种收割误了农时，再加上天灾，严重影响了生产。祖父、父亲年高病多，劳力不足却吃口众，生活又有些困难。特别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家中没了劳力。
二、参加革命前经历
我幼年时，父亲和叔父生活在一起，家中人少，有劳力，地多，较富裕。我5岁时，拜本村农民朱世成夫妻为干爹干娘。7岁时，父亲送我到本村私塾小学读书。第二年，叔父结婚后，父亲和叔父分家。我家人多吃口众，但父亲不顾分家后建房造成的困难，宁愿自己吃苦，也要让我继续读书。当时，我跟舅舅读书，不要费用。我虽年小但确实勤学，学习成绩好，更坚定了父亲让我读书的决心。一直到12岁，因学校停办而失学，读了近6年的书。
失学后在家参加劳动，父亲仍打算让我读书，其实也是我当时的希望。我到京剧班学戏，学了一段时间，因祖父反对又回家劳动。我14岁时，母亲患病久治不愈，第二年就去世了，家里更加困难，从此父亲打消了让我读书的念头。
我19岁结婚，除与父亲、弟弟参加生产劳动，有时外出做短工，或挑担卖青菜、水果之类，学习做厨师。21岁经人介绍进本村义和茶食店当学徒，想出师后也能开店，或到别的地方找个职业谋生，挣些钱补家中不足。但一年之后，该店倒闭，又失业在家种地。至1942年家乡解放，八路军到我区进行宣传，我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压迫和受敌人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认识不足，虽然八路军守纪律，讲公道，吃苦耐劳，不打穷人，但顾虑甚多，开始不敢接近，有时接近了既不敢反映情况，又怕在八路军走后被地主报复。
1943年，八路军正式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通过教育，我们的思想才开始转变，提高了认识和阶级觉悟。经历几次斗争锻炼，工作也大胆起来，我和二弟成为积极分子，参加了民兵。由于二弟是雇工出身，工作和斗争表现积极，被工作队发展为共产党员（雇工出身入党无候补期），并选为职工会会长、村支部书记，不久又被区提任为乡联防队队长。我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这时，本人工作和斗争更加积极，认识到只有打倒地主和日军才能彻底翻身过好日子。
父亲担心八路军走后遭地主报复，在我和二弟将地主增发的工资和粮食领回家时，不敢接收。父亲的担心是有客观依据的，我家乡离敌人据点近，敌人常到村里进行残酷的扫荡，尤其看到村中封建势力强大，他顾虑甚多。我村有160余户人家，地主、富农成份近一半，少数是中农，真正贫农只有外乡迁住我村的5户。地主、富农手中的枪支有四五十支，开展工作较困难。如1944年夏天第一次斗地主凌沛生时，村中积极分子少，教育发动工作不成熟，加上组织不纯，开斗争会的那天晚上，地主当即组织暴动，当场缴了民兵手中的50多支枪，劫走了凌沛生，把区里派在我村搞反霸斗争基点的五六个干部和村中的主要干部村长凌尽泽、支部书记凌沛琢（二弟）、村副指导员凌沛怀，连我等十几个村干部集中关押在地主凌节泽的店铺里，大小便都不准外出。二弟坚持抵抗，当场被地主坏分子宫士伯、凌函泽等捆绑吊打。第二天，地主拉拢组织60余人到县里反告我们是土匪。幸好四村积极分子知道报告区县，即派武装镇压，我们才得救。我在此次斗争中是积极勇敢的，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斗争意志，树立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继而向敌人开展了无情的不怕流血牺牲的斗争。
1944年8月，我在村里由驻我村搞基点的区委宣传委员于清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党的认识是不足的，只知道打倒地主和日军，才能翻身过好日子。介绍人也教育我，要想翻身，只有参加共产党，入党后政府会更相信我们，但入党后在一切工作和斗争中都要带头，不要怕流血牺牲，更要保守秘密。当时确定我候补期为3个月，由于我在工作和斗争中表现积极和工作需要，入党后月余即在9月底在本村支部通过转正，不久选我为村支部组织委员。后又选我为村副指导员，到区里接受2个多月的爆炸训练，回村任爆炸队长。这时，对地主斗争较以往坚决，但现在看来当时执行政策上是有些毛病的。当时由于形势紧张，走动枪不离身，绳不离腰，和其他村干部民兵一起，对地主说绑则绑，张口则骂，抬手则打，冬季冰天雪地常把地主衣服脱光叫他站雪窝，地主不交枪则叫他几夜不睡觉、不给饭吃，曾火烧地主凌有光的胡子。有一次，把地主凌沛生、坏分子凌函泽拉到村外假枪毙。后来区干部知道，非但未批评反而表扬。
冬季动员参军时，我带头报名，为了不影响村里工作，我兄弟俩只批准二弟去。这时思想不通，问区干部王玉宣为什么不让我去，他说都去了村里工作没人搞。我又跑到区委要求，非但未准，反受到区委书记李金山批评。当时认为村里积极分子大多参军后，村工作难搞；另外认为在地方工作经常与扫荡的日军打游击，不如到部队去干个痛快，死了也值得。后没批准，只好服从组织继续在村里工作。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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