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家庭贫困生活及三年学校影响是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主要因素：我家原有祖父母、父母亲、叔婶、兄弟姐妹共18口人，三代都替地主牧羊、租种土地十余亩。祖父省吃俭用，靠平时日积月累，买得20亩山地，生活方能维持。祖父母去世，20亩山地当给别人，生活逐渐困难。我8岁那年，父亲与叔父分家。我家7口人租种地主9亩半地，农忙时除哥哥和父亲外，有时还须雇短工。现母亲已去世，父亲将80岁。哥哥于1942年加入共产党，曾在当地区政府工作，因年纪大已回到本村合作社工作。
自分家后，家庭生活甚为困难。我9一11岁帮助姐姐放羊放猪，11岁被地主指定上洋学堂，13岁失学，14一16岁帮哥哥放羊。17岁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力，租种地主土地，又因嫂嫂久病亡故和大姐出嫁，生活愈加困难。受着地主的压迫和虐待，心里痛苦却无处泄愤，经常与父母、姐妹顶嘴。特别是看到地主的无耻行为和奢侈生活，感到愤恨不平，12岁就想脱离家庭，但无路可走。因此，读小学的三年期间刻苦求知，寻找前途。家中没钱买纸笔，曾恳求老师帮助买学习本子。每次测验考试都是前三名，作文演讲获得好评，滋长了骄傲心理。在学校也受到了一些民族教育，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对中国人民的欺负，激发了我的民族自尊和反抗心理，曾经将书本上侵略者漫画的头都弄掉。
1938年6月，由同学宋沛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宋沛基是在南码头村入党的，后来是我们支部书记。当地战前就有党的组织，负责人宋逸安，抗战时期是鲁南各救会会长。我是全村第一个党员，动机是很模糊的，只知道入党好，是为了赶走日军，分得土地，不受地主压迫，为了前，至于别的就不明确了。
1939年，东进支队到我村后，我工作更积极，组织了农抗会和武装，配合部队参加了几次战斗，时常带头与地主自卫团作战。虽然战斗中牺牲了几位同志，但革命意志从未动摇过，仍然领导群众与地主作斗争。
总之，这一段时间初步接触社会，工作热情积极，斗争性较强，但幼稚盲千，一门心思斗地主、分田地、打日军、杀汉奸，然后过太平日子，不懂得党的政策、怎样为党工作、如何团结群众。
第二部分：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进步
第一时段：1940年至1944年9月。日军占领了我的乡村，我遭地主、汉奸的搜捕，与宋沛基、张桂一、许文华等10多人一起到边联工作团（后改为县委会），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刚开始接受了一个月训练，四年当中曾任过几天排长、党训班队长、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1941年，接受崔梦坡副大队长交给的任务，到本县区扩军，半年之间扩充了70名，编为四县边联大队三中队的一个连，后发展到百余人。我就在这个子弟兵连队里任了四年指导员，1944年9月才离开该连。
我以前在家，10里远的路未走过，因此初到革命武装部队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脱离了家庭还成了领导干部，这个锻炼的跨度有多大啊！刚开始，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做个连政治指导员，怎么开会都不知道。强烈的自尊和怕出差错的谨慎心理，促使我虚心工作、团结干部和战士。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凡是上级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认真地记下来，带到连队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教育。经过四年努力，1941年下半年就能给战士上课了。这四年，除因部队行动与兄弟部队发生一次误会受了扣:评，我再也未受过批评，首长都说我们二连干部忠诚老实（原三中队改为鲁南军区独立团二连），在任何环境下未叫过苦。1943年，在敌伪顽三面夹击情况下，有时一个连在外活动，都完成了任务。
在这几年中，我这个幼稚无知的青年得到了初步的锻炼。一个月的党训班让我开阔了眼界，知道有个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且对我们还很好。在党训班学会了一支歌，叫《十二月》，歌词大意是说社会主义建设和美好前景，对我鼓舞很大。通过党训班学习，懂得了抗战时期如何与国民党摩擦和斗争，了解了国民党的双重性。听了万华副主任关于反扫荡的报告，受到了深刻教育和鼓舞，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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