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部队改编为一一五师二纵队教导三旅，我调教导大队参加整风、“三反”学习。大队长杨育才，政委钟学林，党支部书记赵生瑞。因为当时日军经常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铁壁合围和远距离奔袭，一进根据地就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部队机关庞大，行动不便，不得不精兵简政，缩减的人员充实到连队，加强地方群众工作，发动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组织民兵和成立抗联组织，发展新区，巩固根据地。因此，我在教导大队训练半年结束后，于1943年I月被二地委分配到鄄城县四区做抗联工作，担任区农会常委委员。那时地委书记万里，县委书记金风，区委书记张波，区抗联主任张兴斋，县抗联主任陈乐开。我带一个工作组，半年内到过6个村庄，发动群众组织抗联，开展对敌斗争，受到了表扬。
不久，我被调到寿张县七区做抗联工作。区委书记黎光，区抗联主任田洗文。开始工作时，我一心想搞好群众关系，没多久，与群众搞熟了。后因开小差擅离八路军部队，在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働奸科接受审查，在政治部机关当运输员。
考查期满后，因我工作表现很积极，影响很好，师部锄奸科科长樊达夫、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和秘书舒若都帮我向党委建议，重新考虑我的工作。1944年3月，师党委决定送我到大刘营新四军二师整风三队参加整风学习，负责人是周占奎、梅少青、许午阳、陈修良四位同志，学习时间8个月。因为我检查反省比较彻底，交代得很清楚，得以提前结束整风，重新分配工作。
1945年1月，我被调到二师四旅政治部组织科巡视组工作，组织科科长万进东，组长辛占。3月，又调到旅政宣科文工队任班长，队长何秋祯，政治指导员晓河。由于我工作积极，学习肯钻研，思想进步较快，
8月20日部队驻来安半塔集时，由何秋祯、杨东才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3个月。11月20曰按期转正。
1944年3月，调二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团部任经济管理员，团部负责人何秋祯、晓河、刘凤锦、汤华达。
1945年2月，调二纵队四师十团一营一连任副指导员，部队驻山东费县一带。这时，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山东的临沂和莱芜解放区，又进攻沂蒙山区。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部队的思想教育艰巨而繁忙。作战时经常忍饥挨饿，夜行军后精疲力尽却睡不好觉，脚起水泡了穿不上鞋。我亲身参加了河阳、莱芜、南马、临朐、三岔店子等阻击战，直到诸城战役，两次身负重伤，转到随军野战八院疗伤。那时形势紧张，作战部队在敌人增援部队赶来时，突然转移撤走了。敌人追上后方医院，工作人员在夜间只是把轻伤员悄悄地抬走了，我们10多个重伤员留了下来。幸好一位好心的老大娘将我喊醒，并将我扶起，帮我找了根竹竿，指引我从一条隐避的山沟里逃出来，否则就有被俘或杀害的危险。当时，我思想没有动摇，反而更坚强，更仇恨敌人，决心找到医院安心休养，待身体康复回到苏中前方部队，继续参加行军作战。
1946年2月，我到十团一营机炮连任指导员，除做好政治工作外，积极学习指挥部队作战和重机枪、六〇炮射击技术及其他军事知识。参加了淮海战役，学到了不少作战经验，政治热情也越发高涨。
1949年2月，我调到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政治处担任民运股副股长。在渡江战役中，我负责组织训练船工，思想教育工作比较艰巨。船工思想顾虑很大，害怕敌机敌舰袭击轰炸。船工亲身参加协助解放军与敌作战是很少有的，恐惧心很严重，思想开小差。做好船工思想工作，保证不会临阵退缩，确实不容易，必须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细心研究船工的风俗习惯和特点，注意教育方法，打消船工的思想顾虑，激发船工同仇敌忾，并对船工中的积极分子传授军事知识，扩大部队爱民的影响力。由于我们工作积极主动，船工训练顺利进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也因此荣立二等功。
6月，我调浙江省委干部学校一部十一班担任副班主任3个月，专门训练140名大学和高中毕业的知识分子，准备参加工作，吸收新的革命血液。这时工作积极负责，充满热情。
9月，又调回部队，在浙江军区后勤部机关任副政治协理员。1950年2月，调浙江军区后勤部军械处机关任副政治协理员。7月，在浙江省委党校第四期整风土改四队一分队任学习分队长。
1958年10月至1951年6月，在浙江诸暨县城南区新壁乡和陈蔡区姚山乡土改工作队，任重点组组长兼乡党支部书记。1951年7月，土改工作结束后，又回部队，在浙江军区后勤部生产处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
1952年10月，在浙江军区后勤部转业大队一中队任中队长。1953年I月，在浙江转业干部速成中学三大队七中队任中队长。6月，调浙江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校部任补习班主任，在改选分部党委时落选。9月，调速成中学三分部任十四班班主任。
1954年9月3日，转业到浙江衢州，任衢州人民电影院经理，后随专署迁移到建德县。1955年3月，调省供销社建德办事处任加工企业科科长。1956年3月，任业务指导科科长。
（1956年12月）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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