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地位观念。1949年I月，我由部队调到机关。一方面营里积极提意见不让我走，另一方面我也不愿到机关工作。因为在连队经过锻炼之后，工作已经很熟悉，到机关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又得当新兵，要熟悉这一工作又得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认为这样吃亏了。但组织上已决定了，不得不去。这一段时间，虽然领导对我大胆放手培养使用，并且我也完成了自己所担负的各项任务，但始终没有安下心来做保卫工作。当时的股长因做保卫工作不久，有些生疏，眼里瞧不起他。同时，我在六十三师工作较久，当时年龄较轻，首长一见面往往还以老习惯把我当小孩子看待，拿我开玩笑。我不喜欢他们把我当小孩子开玩笑，有时公开提出，要他们改变印象，不要再把我当作小孩子看待了，实际上我已经不小了。这里所讲的吃亏，是指提拔得太慢，情绪上有不同程度的表露。1950年3月，我被提升为副股长，营级待遇，7月又提升为股长。得以接连的提拔，思想情绪才稳定下来。
个人主义波浪式的存在，使我对自己的估价不足。实际上，我的地位观念产生的本钱是不够的。有时候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并不是如此。地位观念不是一名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如果不论能力大小、资格深浅、地位高低，不切实际、毫无理由地闹地位，是荒唐可笑的。我的地位观念在1951年11月部队整顿思想的检查会上得到有力地批判。通过这次学习，我对党的干部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地位观念至今未有抬头。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不应当计较得失，闹个人情绪是自找苦恼，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增加思想负担。
二是享乐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舟山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一直担负着艰巨的海防任务，加强战备，学好本领，随时打击来犯之敌。备战一直持续到进入朝鲜战场，一点也没有放松，但部队所处环境是稳定的。虽不像驻大城市那样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但个人问题比起驻大城市的部队也不算少。过去长期处在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初到城市一切好像都不习惯，但经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开始羡慕和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认为过去生活艰苦那是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一切为了革命胜利，那是应当的，现在革命已取得了胜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生活上要讲究一点。
10年部队驻鳌江时，看到地方企业部队及政府某些工作人员是薪金待遇，心理不平衡。一方面认为战争时期拼命流血的是我们，现在处在和平环境我们仍然还是那么苦，倒不如地方工作人员，没有多少仗就把当兵的忘掉了；另一方面是对驻大城市的机关和部队不满，认为打仗时我们先解放城市，不打仗了我们倒驻起海岛来了。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了，起初对这一运动认识不足。认为自己既无贪污又无浪费，官僚主义也不是咱这些人犯的，有什么可反？但经过学习，听了首长报告和追查“打虎”之后，才有了正确认识，尤其是通过后阶段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接着而来的整党学习，更进一步认识了这一运动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得到了严厉惩治，脑子清醒了，思想认识水平也有了提高，工作中没有出过问题。在两个月的“三反”运动中，由于领导信任，担任“打虎”队队长，工作是积极的也是有成绩的。“打虎”阶段，在弄清了事实的基础上追查了贪污官员，还严肃查处了十余人严重违反党的利益的政治性、纪律性事件。由于在“三反”运动中工作积极有成绩，得到党委的表扬，并结合平时工作，荣记三等功。
1960年11月，部队由浙东海防转移到上海休整改装，上级虽未公开讲明，但在干部中谁都知道我们要到朝鲜去。
记得1950年10月动员第一批赴朝时，在部队中曾进行过两次教育，号召普遍报名，我也写了申请。结果全团只批了连以下700名，营级干部只I名军事千部。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群众都在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而我是革命军人，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受党培养教育十余年，当党和祖国需要的时候，不能落后于群众。于是，积极要求领导批准赴朝，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作好了准备，但遗憾的是没被批准。
在第二次动员赴朝时，先后听了陈毅司令员、谭震林副政委和张爱萍参谋长等首长的报告及军党委的号召，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个人打算，决心在执行新的任务中再立新功。于是，怀着满腔热情告别了可爱的祖国，勇敢地奔赴抗美援朝最前线，可惜的是太晚了。
入朝之后，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思想是稳定的，工作是积极认真的，精神也是愉快的。停战之后，我被调到民政警察连，经常与敌人打交道，工作更加细心谨慎，不断研究敌情，带领部队与敌人作斗争。在任期间不但没出问题，而且捉到美李军违协人员十余名。后调开城代表团，从事军事外交工作，虽然对这一工作缺乏经验，工作中有不少困难，但由于学习积极认真，掌握了不少知识和政策，顺利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
1951年I月，我由二H军调兵团工作，说老实话是不愿意去的。一方面，留恋老同志和老单位，在原部队上下级都互相了解，情况熟悉，工作好做；另一方面，调到新单位领导不了解，又要当新兵，多吃亏啊！临走时，师首长找我谈了话，对到达新岗位提出要求和希望。既然组织上已决定，不得不服从。刚到兵团的第三天，还没有分配工作，我就提要求回原部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所谓吃亏思想的存在，开始工作不安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认识到不安心工作是不对的，刚到一个新的地方，还没有工作，不该光闹思想问题，给领导找麻烦。
三、自我认识
总的来说，我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从一个无知的、不懂事理的小孩子，经党的不断教育培养，成长为一个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这是我最大的进步和光荣。
经过十余年激烈艰苦的战争环境与相对和平环境的考验，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是坚定的，革命的人生观是牢固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未动摇过革命意志，能够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入伍以来，在党的不断培养教育下，特别是经过整风、土改、“三反”和整党等政治运动，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和进步，接受新事物较快，能够把握原则，积极同危害党的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个人利益能够服从党的利益，在历次战斗中都能积极向前完成任务，在工作中能及时认真地完成每个时期所担负的任务。
但由于个人主义思想未能彻底根除，在不同的环境里还或明或暗的有所反映，例如1950—1954年的地位观念、1949年以后的不安心于保卫工作和全国胜利后计较个人生活问题等。这些个人主义思想看起来不算十分严重，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我愿意通过学习总路线和四中全会文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觉悟，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以党员的八项标准检查对照自己，使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存在的余地。
1954年12月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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