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动机是不纯的，虽在参加革命两年里接受了一些肤浅的革命教育，其实思想觉悟仍很低，只知道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认为要跟着党走就要当一辈子兵，同时看到干部和表现优秀的同志都是党员，入了党上级就会更信任，自己就更吃得开，被大家看得起，因此也想入党。
在入伍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无论参加战斗还是具体工作看起来是不错的，然而思想不稳定，阶级观念仍然模糊，革命到底的人生观也未确立，思想盲从。如1940年I月，正当老百姓欢度旧历年关时，日军对鲁西南地区进行大扫荡，我军随着情况变化及时转移，环境复杂，生活艰苦，思想上一度有过波动。认为当兵之前家里生活虽然困难，但总比当兵受的苦少，起码说过年时可以不躲不避，有饭吃。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认识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2、1941一1945年。部队由冀南转移南下华中之后，所处环境比以前大有好转，生活水平随着环境的好转与所处的地区不同也有所提高，战士的思想随着环境的稳定及生活的改善也比以前稳定。
1941年，冀鲁豫支队改为新四军三师。我被调到淮北军区政治部，给刘作孚主任做警卫员。这个时期是我进步较快的时期。接近的人大多是干部，深感自己水平低，因此学习特别用功，基础文化知识水平显著提高。1942年春季，我被选为淮北军区党员代表，出席了为期11天的党员代表大会，先后听取了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和四师师长彭云枫等首长的报告。经过这次会议，我的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了，不但认清了革命形势，明确了任务，懂得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牢固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淮北33天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经受住了行军和战斗的考验。
1942年11月，33天反扫荡之后，为了适应时势的需要，淮北军区解散，我被调到九旅（现六十三师）司令部仍做警卫员。虽然在工作学习中仍然积极认真，但由于入伍后的几年发展比较顺利，受表扬多，批评少，加上本身思想斗争开展不够，因此萌生了地位观念。虽然当时的警卫员是排级待遇，但思想上还是不满足，认为已做了四年警卫员，进步慢，再做下去没有意思。与我一起参军的张维贵已当了连级干部（组织干事），而我还是一名警卫员。虽然旅长韦国德说过，做警卫员也是有前途的，你们都很年轻，只要好好学习，是会进步的。但由于地位观念作怪，总感觉做警卫员不像回事。1945年6月，我由做收发工作调机要科做译电员。临走之前，政治部张主任对我说，机要处的工作很重要，到那里要好好学习。虽然当时不愿去，认为不合自己的兴趣，但组织上已决定了，只有服从。到达后，总没有安心下来，认为机要工作不自由、发展慢、不能轻易改行，借口自己文化水平太低，要求不做机要工作。文化低也是事实，但导致工作不安心的主要因素是地位观念。
3、1946—1949年。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全国人民正准备恢复经历长期战争后的生产，过几天和平生活，可国民党军于1946年7月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了。这个时期是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决战的时期，也是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在这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的年代，也是我受到锻炼和考验最大、进步最快的时期。
1946年9月，我被调到旅教导队学习，当时对时局认识不足。一方面看到东圣队、华北战场和七战七捷等连续歼灭敌军十几万的胜利之后，抱盲目乐观态度，认为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快就会取得全面胜利。另一方面是右倾思想，看到我军从华中地区全部撤出，接着又丢失鲁南等地，起初对上级决策产生怀疑。经过第一次时事教育和两次整风学习之后，才清醒认识到当时大踏步后退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为反攻做好准备。同时，通过整风学习对原有的地位观念、工作凭兴趣等不顾大局的个人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认识水平得以提高。在这次学习中，军政学习比较突出，进步也较快，因此被评为一等学习模范，除受到物质奖励外，也受到旅长在排以上干部会上的表扬。我的个人主义思想通过整风检查得到了批评和纠正，但还没有彻底根除。如在毕业后分配工作时，组织上向本人征求意见，我仍然坚持到连队去，不想留在机关工作，认为机关工作得不到锻炼，到连队进步会更快些。进一步分析这种思想的实质，仍然含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成分，没有从整体工作需要出发，计较个人发展快慢。这自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
1947年7月，在教导营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二十六团（现一八八团）六连任党支部书记。初到连队工作感到生疏，所学的往往与实际结合不起，可是决心很大。这个时期虽然没有指导员在，工作上碰到一些困难也都没有影响情绪，仍然能积极认真地想办法把工作做好。在上级和同级干部的积极帮助下，完成工作、战斗等任务没有出过问题，工作水平明显提闻。
4、1947年和1948年是战争最紧张、生活最艰苦的两年。自入伍以来，总的来说战斗意志是坚强的，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懂得一个革命军人在党需要的时候，应该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完成应担负的一切任务。因此，在历次战斗中都能积极向前，作战勇敢，从未在战争中受过任何批评，曾因战斗中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而受过多次表扬和奖励。但对战争前途及其长期性和残酷性认识不足，在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的时候，对战争抱厌倦情绪。认为革命是有前途的，也相信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个人呢？打了这仗来那仗，“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一时打不死，打长了也会被拖死，不如干脆在战斗中拼一场算了。尤其是当部队伤亡重大的时候，拼命思想则更为严重。认为战友们都把命给丢掉了，自己活着也不是滋味，拼了命算了，反正这次不死下次也要死。这种悲观论调和右倾消极情绪，不仅有害于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党的政策的正确实施，也有害于个人工作的进步与发展。如1947年10月，胶河战役结束不久，接着就是高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对俘虏政策掌握不严，原本可以争取的也被击毙，还在战斗中吃了不少老百姓的香烟、糖、肉等。当时认为，其他单位也是这样，领导上看到都不管，我们何必那么严。战士们作战那么苦，连饭都吃不上，马马虎虎过去算了。既违反了党的政策，又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淮海战役胜利之后，又接着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我己由连队调到团机关做保卫员。这个时期，总的来说思想情绪基本上是稳定的，完成工作任务是积极的，但开始产生松口气的思想。认为艰苦奋斗十几年终于打出了头，上海、南京、杭州都解放了，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了，就是有几个残余敌人没有消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该让我们当兵的休息一下了。但这种松懈麻痹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部队还担负着艰巨的追歼敌人和渡海作战解放沿海岛屿的任务。
总的来说，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环境考验和锻炼，我的思想更加稳定了，立场更加坚定了，工作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5、1950—1954年。1950年春天，正是我军向盘踞在浙东沿海最大的岛屿——舟山群岛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当时的口号是：“解放舟山，进军台湾。”解放舟山是解放台湾的先声，但渡海作战的确是个新问题。部队虽经过渡江战役，取得了一些经验，但经验还是不足的。而且渡海作战没有飞机和军舰，任务自然是艰巨的。团里从干部到战士都在集中精力学习渡海作战的本领。这时不但受着敌机和敌舰的威胁，而且在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上也有不少困难。虽然生活艰苦，但谁也没有说苦，闹个人问题也为数极少，因为当时所处环境不允许。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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