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洛里村财主孙尚雨家里当雇工，每天早起晚睡、雨淋曰晒地劳动，弄得精疲力尽。立秋后，我就回家了，此时母亲在外讨饭。按照母亲的吩咐，我挑了一担小缸小盆，边叫卖边找母亲，途中饿了三天，终于找到了母亲。我不想离开母亲，就把小缸小盆卖了，贩卖花生和大饼，没几天就亏了——因那时流氓汉奸队光吃东西不给钱。母亲要我和她去讨饭，我坚决不去，回家托二婶帮忙找活千。1943年到了本村地主王承元家做长工。刚进门的时候，王承元母亲对我很好，讲话也很亲热。我想，要好好地做工，保住自己的饭碗。可是事情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因那时穷人多，饿急了只好抢大户。自王承元家被偷后，女东家就到处叫穷：“我家的粮财都被小偷偷光了，眼前我的饭碗也端不起来了。”实际上内心却使坏，弄些树叶子搞成菜豆糊给我吃，一斤黄豆掺在菜里给我吃了七天，自己的儿子都吃白面。那时候，穷人吃糠菜不说，还受地主的气，像牛马一样地生活。大部分穷人饿得半死不活，自杀的人很多，所以我一心想找活干。
革命时期
1944年2月，我主动参加了革命军队，目的是为了找到光明道路，不再受地主的压迫和欺负，争取自由幸福地生活。在革命队伍里，不怕苦，作战不怕死，能积极完成任务。1945年6月，在山东东高村，由指导员董学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董学巨找我谈了许多话，使我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了打倒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地主和封建势力的统治，让穷人翻身有饭吃，但对革命的目的不明确。后来经党不断的培养教育，我才知道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党的组织是工人最先进的组织，能领导广大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人民队伍推翻压迫人民的一切政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消灭资产阶级及地主恶霸，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党的号召鼓舞了我，同时也给我指明了前进方向，增强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认i只到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因此，我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1949年7月，我调三十五军教导大队四小队学习军事。因当时才解放，金华地区社会秩序很混乱，我们参加了剿匪，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队，进行减租减息、反霸斗争、收公粮等。我被分配到塘雅乡任小组长。本组韩振档负责十二村，接受地主的吃请，群众难以发动。我提了他的意见，他非但不接受，反而一犯再犯，无论群众还是地主都抗粮不交，任务完成不了。我负责九村，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按时完成了任务，荣立三等功。
1950年7月，我调开化县大队二连任党支部委员，与张连长发生一次争吵。他的意思是，在剿匪中战士不准带干粮，一则行军不便，二则会超出伙食标准。我凭老经验，认为新区一定要带干粮，进剿时战士不会饿肚子。最后，还是按照张连长的意思去做了。结果，当天就与土匪打了近一天的仗，土匪突围了。因同志们没有吃上饭，饿着走不动路。此事被军分区知道，调查出张连长将战士生产的菜和玉米大部分贪污，到新区剿匪不带干粮是出于不良动机，被判为历史反革命，逮捕送管训处劳改。
我的学习
1944年的冬日大练兵，让我学会了很多游击战术、侦察技能、小组敌后活动方式方法等等。1945年3月，通过“三查三整”运动，我克服了患得患失的思想，懂得了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在1946年2月的百日大练兵中，我学会了射击基础理论，每次打靶投弹都优胜。1952年6-7月参加“三反”运动，我被群众怀疑贪污战利品，挨了一天半斗。后来组织上将我的问题查清楚了，确认没有贪污，我才参加了“打虎”队工作。
1952年9月，组织上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调我到温州专区干部文化学校学习了一年，才达到高小毕业文化程度，学习成绩优秀，总评分数4一5分。1956年8月，我在玉环县水产公司参加了肃反运动，组织上确定我专职搞肃反材料。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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