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家庭情况
我于1926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岔河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王印勤是一个忠厚的劳动农民，干了一辈子庄稼活。母亲冯玉兰很会勤俭操劳家务。我弟妹四人和祖母都不会劳动，全家7口人全靠父母双手劳动来抚养。提起旧社会的生活，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
我家种着5亩薄地，每年所收粮食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吃光了。本来人口多劳动力少，再加上连年灾荒，还有国民党、汉奸队、伪治会的税收日益加重，地主高利贷对穷人的盘剥，弄得我全家没法活。父亲在农忙时给地主做雇工，秋收后做盆缸生意，收获的粮食做稀饭吃都不够。母亲领着弟弟去地里摘些野菜和地瓜叶子做菜窝窝头，时常因粮少连菜窝窝头也吃不上。有时母亲叫我到舅舅和姨妈家里借点粮食掺糠菜度日。两个弟弟年少，糠菜吃不下就哭。父母为家中缺粮吵闹了一场。第二天，舅舅知道此事，给我家送来了几十斤小米。母亲知道舅舅家也很穷，靠舅舅打石头挣钱不容易，本想拒绝不要，但看到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只好勉强地收下了。这事发生在1938—1940年，我记得非常清楚。
1940年，日军、汉奸在我的家乡扫荡，到处杀人放火，良民百姓四处逃难。我跟着母亲跑到王庄北山里，住在雪地上，痛苦万分。舅舅和姨父都是石匠，被迫失业，在山里各种4亩薄地。我家穷得实在没办法，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从此只能为地主效劳了。父亲日夜在外当雇工，我在家帮母亲种地，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可没等粮食上场，地主就来讨债了。一年劳动所得的粮食自家都不够吃，全都给了地主还抵不上高利贷的利息。到了冬天，我家连棉衣都穿不上，北方的气候又很寒冷，父亲只能在屋里生一堆火为我们取暖，自己穿着破烂棉衣，在大雪天挑担做盆缸生意。那时，只要地主不上门讨债就算过安稳日子了。可地主一看到穷人有碗稀饭吃，就上门讨债。我家欠地主200斤小麦无法还清，父亲就将我送到地主孙尚雨家做长工。那等于卖身，很不自由，每天像牛马一样套在田里干活，听从地主举手鞭使唤，一不小心就挨鞭子。可是为了还清地主的小麦钱，也只好在地里拼命地干活，心里盼着有出头的日子。
没想到老天爷不睁眼，1941年天不下雨，发生了严重旱灾，地里颗粒无收。穷人吃地瓜叶子、树叶子，后来连糠菜都吃光了，母亲要带我和弟弟去兖州南红楼讨饭。我坚决不去，母亲就把我托给二婶，将我送到本村地主王承元家做长工。我心想，这回可找到饭碗啦！可是不凑巧的是，我去了没几天，地主家的花生和粮食被穷人偷光了。第二天早上，地主一口咬定是我勾结“穷骨头”偷了他家的东西，把罪名按在我的头上，可是没有依据。他明的不能来，就暗地里整我，给我苦头吃。1943年春天，我去北岭锄地，中午休息的时候，手里拿着几穗麦子，恰巧被地主狗腿子王承和看见。他提着藤棍走过来，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阵子乱棍，打得我全身肿胀，下肢当场被打得不能动弹，幸亏伙伴孔继善把我扶回家。我回到家躺在床上一心想着要报仇。孔继善说：“你好好地保养身体，把伤治好，等八路军来了，我们去当兵。”
过了不久，果然来了八路军游击队。我第一次看到八路军，心里说不出有多兴奋。孔继善和我一样也很激动，一心想当八路军。1944年2月，我约了孔继善一起去东南山（山东鲁南），穿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找到了八路军。董学巨指导员把我俩留下，时常对我们讲：“共产党领导农民减租减息，让耕者有其田，打倒恶霸地主，穷人才能翻身分田地。”这话说过没多久，真的实现了。我家那时分了2亩地和粮食，母亲也在批斗恶霸大会上诉了苦……从此，我家不但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而且生活也走向了自由和幸福。
但是，国民党政府想一口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1946年，发动了全面内战，进攻解放区，到处杀人放火，抢夺人民财产，枪杀抗日军民。父亲被国民党军抓过两次：头一次，父亲回家拿衣服，碰上四合队逃跑时棉衣被子弹打穿了两个洞，幸好没被抓住。第二次是父亲回家拿粮食并帮助八路军了解情况，本村有人报告了国民党军。父亲正在家里睡觉，国民党军进了我家前屋门，父亲从后门逃走，被两个国民党兵抓住，父亲用拳头打倒了两个国民党兵，翻墙逃走了。以后父末再也不敢回家，一直等到解放军开始反攻，全家才安居乐业。
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父亲领着我的两个弟弟参加了合作社，母亲于1955年8月病故。我参军时妹妹就出嫁了。我于1954年结婚，爱人滕雪琴，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做医务工作。儿子王潮声，现在2岁半。全家7口人生活靠我的工资和家中劳动收入，过得蛮好。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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