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后，经过土改、“三查三整”、“三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明确了革命的前途方向。在“三查三整”、“三反”中，我积极参加，大胆地向坏人坏事作无情的斗争。在“三反”运动中，由于领导的鼓励支持，我在大小会议上揭发了本单位领导同志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但运动后，这些人没有受到处分，个别人更加摆起官僚架子，仇视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讽刺打击。我很生气，想不通，埋怨运动的领导者太软弱无能了，不注意工作策略和方法。后来经大家帮助，才觉察到自己工作方法简单，以致达不到预期效果，这是一条教训。但得出的结论是：以后在运动中不要太积极了，还是文明一些好。这表明我的政治斗争意志力是薄弱的。近几年来，由于形势的飞跃发展，在党不断的教育下，加上自己主观上也作了一些努力，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对犯错误的人是要开展批评或斗争的，但方法上要有策略，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1950年8月，因浙江缺少盐警部队，淮阴军分区决定涟水大队两个连队到浙江工作，但我们一连仍留原地区工作。连一级干部南下思想通和不通都作了适当的调整，与我在一起工作的一连连长汪连清因积极要求南下，就由一连调至三连。但三连卫生员南下思想不通，汪连清平时对我比较了解，请示大队部将我调至三连。得此消息，我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随军南下以后，看到机关、部队行政干部提拔很快，而医务人员长期得不到提拔，脑中产生了地位观念。为了达到提高地位的目的，便以自己文化水平低、钻研医务技术有困难为借口，积极要求组织上给予改行，做行政工作。但很长时间组织上没有批准，思想苦闷，工作上曾一度消极。直至1953年盐警部队改为公费医疗，不需要医务人员时，领导才将我调至温州盐务分局另行分配工作。领导征求我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我就不客气地提出，其他工作都可以，就是不干卫生工作。因此，领导研究决定将我分配到玉环盐场工作。我很高兴，到盐场过了几个月，对地方机关领导的工作能力、文化程度了解以后，认为自己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还不算很差，小领导也能干得了，但是没有公开地暴露自己的思想情况，只是在心里边打算，工作积极，努力争取，就解决问题了。1954年，组织上调我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当时信心很足，认为组织部门有权有势，比其他部门吃得开。但后来在工作中碰了一些钉子，与个别部门领导为了干部调配问题发生了争论，听说有的县委委员在县委会议上扩大我工作中的缺点，当时我思想想不通，感到很苦闷，认为组织工作不好干，还是干其他工作好，但是又不敢公开提出来，怕组织上说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上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以致对组织工作信心不足，希望早日调动工作。
1956年，组织上让我担任县委文教部副部长后，又认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工作能力差，不能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学习，很想离职学习。但身体又不符合条件，故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自己的前途不大了。
最近两年来，认为南方的环境不好，使人多病，加上生活很不习惯，说话又听不懂，给工作带来不少困难，自己在这个地方作用不大，还是回到北方去好。但现在中央提出，干部要稳定提高，这又不能实现我的理想，因此思想上有时很苦闷。
以上一系列的思想变化都充分说明我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是严重的，还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尚未彻底铲除，还须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树立革命人生观。
1957年7月29日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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