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三四天轮船，才到达一个大庙，休息了一下。吃过中饭，又集合向空滩跑了一圈，约10多里路，看到十来个日本兵。听不懂说什么话，伪连长就把伪军带回来住在一个庙内。每天出操，有时往外跑。我跑了一次街，回来抽空躺在铺上耐闷。我拿了钱买了一双草鞋、一包烟。6月，连队向西走，住在公路中间三四户人家的一间瓦房里。连长派人找乡保长要树要人，钱排长带领周为山所在的第一班监管筑工事。第二班被派到外哨据点，没有一个月时间，被新四军夜袭，全部被俘，有好几个放回来，姓祝的没有回来。
1944年春天，连队调到最西边一个街镇，镇上驻有日军、伪警察大队。我因不听班长的话，挨了一顿毒打，头部、腿上出血，从六班调到四班。伪连长想方设法敲诈勒索，派钱排长将伪乡长及有钱人关押起来，说他们没有派人筑工事，怀疑他们私通新四军，准备枪决。过了一月半月，他们家里来人保释，送来很多钞票。后来没钱花，就这样抓一批人押着，让人送钱来。所得的钱20%左右分给全连当兵的，班长还要从中多拿些，剩下的都是连长、排长的了，或上送一部分向团长讨好。抓人的事我一次都没干过，因为他们挑选的都是些精干信任的人，白天、晚上、半夜都干过，有穿军衣出去的，也有穿便衣出去，有时在敌占区，也到解放边区，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有眼线报告。
四五月间，得到情报，说到北边抓一个人，可能得好多钞票。但那边离新四军部队比较近，去的人要多。伪连长亲自带队，派了一、二两个排。前队钱排长带领连长信任的五六位健将跟着报信人，后队拉开距离紧跟着。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一个村庄。前队冲进房里没抓到人，待我们后队跟上时，他们已在找值钱的东西。我也跟进去拿了一件黑色半旧的小棉袄穿在身上，还有几件单衣。外面吹号集合，我就随大家一起出来。队还没站好，伪连长叫大家快点走。一口气跑了半里路，后面传来了枪声。伪军用机枪扫了一二十发，一个掷弹筒只打了一下就坏了，有的人打两枪就跑，其实人也没看见。我一枪也没打就跟着跑。回来听他们说是抓参加新四军的一个乡长，人没有抓到，却被人家追打着跑回来。
回来不久，他们说我拿了很多东西，连长找我问话，从此对我有偏见。有一夜我坐着站岗，他轻轻走近我身边，我没有向他招呼。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我，说我睡着了。我还嘴说：“没有！”他打得更凶。我只好忍着，他才下楼去了。我以为他走远了，骂了句：“你妈的！”没想到这家伙一下子上楼站在了我面前，问我：“你骂完了没有，有话快说！”我说刚才没有睡觉，别的没有说的。他说：“好！”对随身的勤务兵说：“叫四班长把他的岗换下，不要他站。”换下岗后，他叫勤务兵找来棍子，喝令我站好。我嘴里嘀咕着：“站好就站好。”他一气之下，把棍子打断成三折。我还是没有向他求饶。他更生气，对班长说：“把他带到你班里关起来。”这时，我被打得支撑不住了。第二天早操后，他又叫人把我喊去，命四个伪兵压住我，用原树木棍将我打得昏死过去。
父亲从家里到我这里，同班的陈小耳头对我说：“我看你父亲来的时候很困难，听你父亲说回去路费也不够，我替你想个办法。”我问他想什么办法，他说：“我今天看到一户人家只有两个老年人，可以动手。你同意，今天晚上听我叫你好了。”他一算钟头说：“今晚本班班长带班，跟他说好就行了。”晚上11点左右，他拿了一枝长枪，叫我带一挂手榴弹。他先从炮楼洞口下去，叫我将枪递给他，他把我慢慢接下去。他先爬过钢丝网，再把我弄出去，我只怕被前面别班岗哨发现用枪打死。走了几百米，到了靠近公路的一座小房前。他说：“就是这一家，我来叫门。”陈小耳头催着叫开了门，叫我站在外面看风。他叫两个老年人不要动，自己跑到墙角打开箱子，把能要的半新带旧打了一个大包揪，出来叫我快走，我就随他走了。但衣服不能背回去，他说叫一个熟悉的老百姓存放着再说。他又叫开了一家门，把东西一样一样的交给了那个人。第二天，把班长和同班一个站岗的叫在一起，四人分赃。我分到一张蚊帐、一条粗布裙子、一件女人的夹袍和两件男人的大褂子，再加上次的两件衣服，全部交我父亲带回家去了。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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