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西林回忆红色昌乐：第一、二届县委时期党的活动（下）

地委领导分析了昌乐敌我斗争形势和具体情况，认为敌伪顽反动势力统治越严的地方，群众遭受痛苦越深，不能放弃斗争，决定重建县委，由我任县委书记，刘焕奎任组织部长，武克东任宣传部长，继续以隐蔽斗争坚持昌乐地区的工作。9月下旬，我和尹宗礼化装成小贩潜回昌乐，在东耿安召开了县委成立会议，与刘焕奎、武克东讨论研究了工作，并任命刘汝元为秘密政治交通员。县委确定:以秘密活动为主，教育党员紧密地团结 联系群众，站在群众之中，以群众面目出现，领导对敌斗争;把已经红了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动员到抗曰根据地参军参政;对党的组织进行整顿，继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新的支部，以支部为核心团结联系群众，与敌伪顽三种势力进行非法的和合法的斗争。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蒋介石全国发动反共高潮，张天佐也在昌乐施行法西斯统治，实行五家连坐法，成立暗杀团，镇压抗日群众，屠杀共产党员。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我们一无经费二无补助，工作非常困难。我曾打算去朱刘店，到刘继堂开的“锦祥饭馆”当会计，弄个合法身份，领导地下斗争。因饭馆里敌伪人员常来常往，出出进进，不好掩护，只好到万庄刘继堂叔父刘冠俊家中，有时也到潍县二区张立武同志家中居住，领导全县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
张天佐的暗杀团杀害刘慈源以后，又于1940年春季和夏季杀害了北李家河的于临凤、乔山前的于新文、孟家淳于的孟祥林以及东上疃的庞洪祥、兰洼的王凤祥、打鼓山的刘宝和刘克礼、曹西楼的刘兰阶等党员同志和同情分子数人。于是，县委坚决地动员不宜继续在昌乐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离开昌乐，到根据地去，以保存有生力量。有条件的留下，就地绝对隐蔽，待机进行活动。
1940年9月，我与政治交通员尹宗礼再去二地委，汇报昌乐党 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地委听取汇报后，派我参加中共山东分局在青驼寺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听取了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关于抗战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听取了黎玉同志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分析了山东的形势，研究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打击敌伪军，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会议结束后，我随泰安地委书记刘莱夫到泰安地区，因为他带了一个连的武装。泰安地委派出交通员把我护送到益都。益都县政府把我和益都县委的刘明训护送到一个区长那里。区长又找关系，把我护送到敌区工作联络点的湖田车站饭店，饭店的掌柜把我送上了火车。我们自益都杨家庄车站下车，想渡过弥河，离开危险地带，不料弥河洪水大涨，我和刘明训渡河时被洪水冲倒，挣扎在洪水当中，幸有一棵大树横在河中，我们二人抓住树枝爬到树上。我们向前走不得，回又回不去，在危急时刻，被几个青年救上岸来。河未渡成，到哪里去呢?我们只好到河西岸益都县委书记陈锡德家中隐身。后来，陈锡德同志的哥哥找几个壮汉把我们架过河去。过河以后，刘明训去益东工作，把我安排在陈叔俊同志亲戚家住了两夜。之后，我一个人回到了昌乐。
    回到昌乐，我先去上庄找陈兴周了解情况，又派人去山唐找唐子明。到山唐时，才知道唐子明早已逃往东北去了。派人找到徐培芝同志，一同研究了行动计划。此时，张天佐统治更加严密，屠杀镇压革命者更加疯狂，群众情绪更加低落，大多数党员不敢活动了，我以万庄、潍县为基点向周围发展。经过一段工作，党的组织又有发展，万庄支部扩大了，朱刘店、东庄、南庄、大桥都建立了支部，都昌有了党员。万庄党员带头，和十几个青年参加了我军。潍县二区和张庄、孟家、韩家等村的党组织有了发 展。在那样的险恶环境中，党员同志随时随地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但是我们的同志响应党的号召，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地坚守工作岗位，不动摇，不妥协，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刘智堂、徐培芝、张立武、尹宗礼、秦立峰、刘焕奎、刘继堂等同志就是当中的代表人物。
这年11月，我去鲁中区党委汇报工作。霍士廉书记和高克亭部长听了汇报后，认为我再回昌乐坚持工作危险性很大，决定我不回昌乐，去区党委党校学习。其后，武克东调去二地委宣传部工作，昌乐县委的工作由刘焕奎、刘智堂负责。11月8日，刘焕奎同志被敌人残酷杀害，刘智堂同志隐蔽起来，领导党员同志坚持地下斗争。
（来源：赵西林回忆解放前昌乐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