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战役的胜利，对西藏地方政府震慑很大。1951年4月下旬，他们派全权代表进京，于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此后，我们团抽调我参加工宣队，到各宗（县）、根保（小乡）、甲本（村）宣传、落实《十七条》。1954年我正式转入地方工作，在中共西藏工委林芝（地区）分工委当干事。在此期间，我曾去四川省委第二初级党校学习半年，专门学习了藏文、藏语。正因为我是第一批步行进藏兵，又多少有些藏文知识，所以1959年藏匪（由西藏反动统治集团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组成）叛乱时，我当了一回解放军平叛的向导，并与同志们一起战斗，夺得了平叛初期的第一个胜利。
1959年元旦，中共波密中心县委被西藏叛匪包围，形势非常危险。我驻藏解放军52师155团奉命前去平叛。林芝分工委通知我，随这个团行动，既作向导又作藏语翻译。从林灵东行至波密，我进藏走过这段路。部队从林灵出发，我随3营一连一排走在最前头。第一天走到东拉山山顶时，天就大黑了。此时，北风凛烈，大雪纷飞。大路上、山坡上全是雪，全团指战员只好在大路上搭起帐篷宿营。第二天傍晚快走到东拉山山脚下时，突然见山下的东久大桥浓烟滚滚，我与5名战士跑步赶到桥跟时发现，这座钢架桥上的横板已被叛匪全部烧毁，只剩下了钢架。当然，部队沿钢架也可慢慢走过桥去。我将情况向吕团长、张参谋长汇报后提议说：“叛匪很可能在对岸设有埋伏，等我们从桥上过河时狙击我们，会给我们造成大的伤亡。”吕团长说：“我也是这么想。幸好我们这次有所准备，已带来10只牛皮船，今晚可偷渡一个连过去，先把叛匪的埋伏打掉，明天大部队再过河。”于是，夜间11时许，我和一连的战士，从渡口左侧，悄悄把牛皮船放于河中，约凌晨3时许，全连战士全部过了东久河。战士们翻穿着羊皮大衣，上岸后匍匐前进，与地上的白雪融为一体，叛匪一点也没发现我们，可我们却发现了他们：他们在桥东侧新修了许多掩体、地沟，看上去黑洞洞的，与四周的白雪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我们慢慢接近他们的工事时，突然发起攻击，冲锋枪、轻机枪一个劲地扫射，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直至天亮打扫战场时发现，约五六十名叛匪被击毙、炸死，十几名伤兵告诉我们，其他的七八十名叛匪逃跑了。
第三天下午6时左右，我们赶到了通麦大桥。这是一座木结构桥，早已被叛匪全部烧毁，但他们在对岸没有伏兵。为赶时间，全团战士坐上牛皮船，连夜渡了过去。第四天早饭后，全团又快速向波密进发。
大约离波密城还有30里时，吕团长命令一营快速迂回到波密城西北角，离城10多里的一座青石岭上，其他两个营直接向波密进发。在距城西卡达桥3里路时，我炮兵向桥西叛匪指挥所发起了炮击。我在前沿看得很清楚，炮一响，叛匪就从桥西顺小路向北逃跑。接着，原来围困波密城的叛匪，也纷纷撤退，通过卡达桥，跟随他们的团部向北逃窜。我们二、三营乘机随后追击。当他们逃到青石岭下时，我一营战士向他们猛烈开火。叛匪首领看到前后受夹击的严峻形势后，知道已成瓮中之鳖，立即命两人举起白旗，分别向我北、南阵地走去……600多名叛匪，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
波密中心县委当时只有50多名武装人员。他们向西藏党工委发出告急电报后，立即在城区的地道、小巷里与外来的叛匪周旋。依仗同志们的英勇奋战和地理优势，他们坚持了整整四天。叛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被围第四天的傍晚，解放军从天而降，遭到了灭顶之灾，全部被消灭、俘虏。
完成向导任务后，我又回到林芝分工委工作，后又到拉萨市农机局任副局长，直到1981年才转回老家山东省昌乐县任副县长，至1990年离休。我从进藏到离藏共计31年。正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1985年颁给我的“荣誉证书”所写的，我“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我为完成了“新汉人”的使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一生的最高荣耀。
（刘经明口述 王松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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