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民族统战线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孟繁锷获释。残酷的五年囚徒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在狱中的几年里，孟繁锷的家人上下求保，探监往返，家中屡遭敲诈，已是负债累累，但他对此置之不顾，以国家的兴亡，民族的险夷为己任。他带病四处奔波，与地方党员酝酿发动组织抗日武装。为取得合法地位，解决军需困难，摆脱重重阻挠，他不顾个人的安危，通过关系派人与国民党山东第八区抗日游击司令厉文礼谈判，根据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领取了一张委任状。1938年1月25日，山东第八区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在北展村宣告成立，孟繁锷任大队政委。这支抗日武装的成立，很受群众欢迎，发展较快。地方反动头子张天佐视其为隐患，对十七大队百般刁难、限制。孟繁锷为顾全大局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约部分党员到潍县，与共产党员何风池领导的七支二大队协商合编事宜，以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张天佐趁孟等未归之时，以点名发饷为由调十七大队到北展村集合，暗中部署兵力，突然向我大队袭击，当场打死队员7人，制造了“北展事件”。这是我县党组织抗日武装的一次惨痛教训。“北展事件”发生后，孟繁锷留在七支二大队，专事扩军工作，并西去广饶参与清河二支队的活动。他前往高崖、泊庄做争取秦伯兰、刘光臣所率两支地方武装的工作；远去安丘北部逢王一带，结交爱国青年，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政。经孟繁锷到各地宣传发动和介绍参加我军抗日者，先后达数百人。1938年3月，七、八支队在昌邑合编，后八支队与四支队合编为一旅，1939年，孟繁锷在一旅四团任通讯参谋。1941年，他在原山东纵队八支队“肃托”案件中，以“托派”罪名被错杀，时年37岁。
孟繁锷同志参加革命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为创建我县党组织，发展和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以及我军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是我党我军的一名好同志。孟繁锷被释放出狱后，他在工作的同时，屡次要求有关领导为其恢复党组织关系。1938年12月底，中共昌乐县委建立，他列席了县委成立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孟恳切要求县委为其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因为当时他在狱中的表现还无人证明，党籍未得恢复。但是他并不灰心，不顾个人得失，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为党的事业不辞辛苦四处奔走，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武装，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84年12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作出关于“原山东纵队八支队肃托案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对该案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批示，经当年与盂繁锷共事的几位在北京的老同志共同协商，联名向上级翔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请示及早地解决这一冤假错案。中共昌乐县委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批示，于1985年3月3日决定，为盂繁锷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县委党史研究室秦树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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