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我出生在五井镇阳城村一贫苦农民的家庭。我记事的时候，全家16口人，房屋10间，山地5大亩。家中有曾祖母、祖父母、父母及3位叔父母等。我的父亲是老大，朴实厚道，勤劳直爽。母亲为人和蔼，少言寡语。二叔师范肄业，给布商当学徒。三叔读书两年辍学务农；四叔高小肄业，年幼在家做些辅助劳动。祖父常说：“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我家每年春节贴的对联也总是这一幅。虽然家境困苦，祖父还是让我的两个叔叔读了一点书。
我兄弟姐妹7人，我排行老二。姐姐因病去世后，我便成了老大。妹妹和五弟因家庭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先后死去。后来只剩下我们兄弟4人。我从小帮母亲做家务，有时下地干活或捡柴火。因土地贫瘠，打的粮食不够吃，每年春季青黄不接，难以果腹，都要用树叶、野菜充饥。因营养不良，我年幼时经常生病，还患有严重的夜盲症。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即使点上煤油灯也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手指碰到灯火上时，才知眼前有盏灯。家里看我希望不大，八、九岁了也没让我上学。10岁那年，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才上了本村小学。不到3年，因日本鬼子侵扰，我辍学务农，每日打柴供全家烧用。
日寇入侵前，我家依托着家乡的好山好水和全家人勤劳的双手，还算勉强度日，也较稳定。日寇入侵后，一切都变了样。1942年，日本鬼子和汉奸占领了距我家10里的大埠山和莲花山。这年九月二十一日到十月一日，日本鬼子和汉奸清乡困翟荣跃、赵砚田两个连在我村一带烧杀抢掠3天，抓民工千余人。我家箱子、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仅有的粮食，无几的钱物，牛、羊、猪、鸡被掠一空，还绑走了我的母亲（她怀里还抱着3岁的三弟）。当时，共绑走70余人，押到小辛庄关了20多天。后来，家里卖了地才将钱凑够，把母子俩赎回。十二月十五日，这伙强盗又把我父亲掳去，押在莲花山。第二年二月，家中又卖地筹钱将父亲赎回，历时50天。腊月二十三日，三叔被国民党兵掳去，押在沂山北七、八天，家中变卖家产将他赎回。1943年六月二十日，父亲和四叔又被汉奸张世秀掳去。父亲被关押35天，四叔被关押84天。后在冷家山战斗中，被八路军解救。1943年，25岁的三叔饿死，祖父和二叔全家逃荒他乡。在鬼子、汉奸、顽军的疯狂劫掠下，临朐县成了“无人区”.为了生存，我们这个大家庭不得不分了家，各奔西东。父母领着我们不敢住在家里，便躲进了深山老林。
二
离我家10里的五井镇曾驻扎过八路军的八支队。鬼子“扫荡”时，八支队转移到了沂蒙山的根据地。一次，八支队在上、下五井打死了不少鬼子后撤到沂水境内。那时，国民党的新四师常驻扎在我们村，名义上是抗日，但当鬼子在五井南门外用炮火攻击我村北山头时，他们吓得一枪没放就仓皇逃窜了，枪支、大刀丢了一地。还有的脱掉军装换上老百姓的便服向沂水方向逃跑，丢弃的东西漫山遍野。我有个堂叔是放羊的，家境贫寒，衣不蔽体，看到丢掉的灰军装，就随手拣了一件穿在身上。鬼子到我村“扫荡”时，见他穿着新四师的军装，便将他抓住进行盘问，三支枪同时对准他的头部，刺刀对准他的胸膛，吓得他面如土色。乡亲们替他说情求饶，才幸免一死。后来，他到东北抚顺煤矿当了矿工，不久便死在煤矿上。
这些事在我年幼的心灵上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我觉得八路军是真抗日，国民党却背道而驰。
那时，敌强我弱，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我们村常常是八路军走了，日伪军、国民党又来了，是个“拉锯口”.一天，八路军青年手枪旅从博山方向追击一支外号叫“耳帽头”的顽固派队伍，路过我村，有个班住在我家两天一宿。他们平易近人，和气可亲，一口一个“小弟弟”地称呼我，极为感人。还给我讲革命故事，讲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革命道理，帮我家挑水、劈柴、扫院子。我家天天水满缸，房舍内外整理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对俺娘说：“娘，八路军真好啊。”
1942年，我17岁了。当时，国民党秦启荣的八支队三天两头来村里抓兵。从18岁到28岁的人都在被抓之列。我村的青年人便自动组织起来，在山顶上布岗放哨，只要国民党兵来，就发出信号，大家都跑进山林，让他们一个也抓不着。这样一来，国民党就驻在村里抓，弄得青年人不敢回家，什么活也干不了。政府曾有规定，学生不在征兵之列，可予免征。因为我已迫近征兵年龄，为了躲避抓兵，家里人便送我到距家10里路的磨砚池村读高小。在校住宿，一周回一次家。
学校条件很差。全班20余人，住在老百姓家中的一间羊圈里，地上铺点柴草当床。那是间南屋，整天不见阳光，夏天潮湿，冬天冰冷。加之人多地方小，夜里起来撒尿后，回去就没了位置，只好躺在两人之间的小缝里慢慢挤出一点地方睡下去。因为潮湿，又洗不上澡，加之家里穷无衣服换洗，不久，班上大部分同学都生了疥疮。我也不例外，全身是脓包，痛痒难忍。大家都没钱抓药治疥疮，就用土办法治：把松木劈成碎块放在瓦罐里，用点燃的锯末将罐里的松木烤出松油，然后将松油涂在患处，真是疼痛难忍。还别说，用这个办法的确有点疗效。不过，治好后，不久又复发，就再涂。涂一遍掉一层皮，就这样折腾了近一年。
在学校里痛苦地煎熬着，原想可以避开被抓兵的命运。可是，国民党在社会上抓不到兵，就打起了学生的主意，要将学校的学生抓去当童子军。听到这消息，学校罢课，学生一哄而散。有钱人的孩子远走他乡了，而我这个穷孩子却没处去。
当时，国民党正规军中军阀作风严重，经常体罚士兵。为免予被抓入正规军，家里老人托亲友介绍我到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当了抄写员。
半年后，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摩擦加剧。1943年6月，在安丘县汪家沟双方发生战斗时，我被八路军鲁中军区一团解放。当时我年纪小，团政治处主任李政征求我的意见：“你愿回家，给你路费；你愿参加八路军，可以留下。”我坚定地说：“我留下！”于是，我成了八路军鲁中军区一团一营三连的一名战士。因我从小营养不良，又经常生病生灾，当时我的个头还不如日本的“三八”大盖枪高，大家都叫我“小不点”.我的排长赵国君，时年40岁，1937年参加革命，为人正直、纯朴，对人热情和蔼，待我像父亲对孩子一样。那时，我们打的是游击战，行军多，有时我走不动了，排长便帮我拎背包、背大枪。排里登记、统计什么，他都让我办。每次战斗下来，统计人员伤亡、枪支弹药消耗和行军住宿向连部写宿营报告等，排长都让我写。打仗时，他常把我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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