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父亲正患虐疾病，发高烧、“打摆子”，浑身无力，又得不到休息和治疗，身体疲惫不堪。但是，他忍着病痛，坚守在一线，带领大家在山里与敌人周旋打游击。
在这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又得到“抗大”医院的病号和八路军总部被敌人包围在偏城附近一个山区里的消息。父亲忧心如焚、焦急不安。在这千钧一发、危在旦夕的时刻，彭德怀副司令员下令自由突围。除医院的一位护士被俘外，其他人员全部突围出来。此时父亲仍然在山里跟敌人打游击，已是七八个昼夜了，与总部、总校又失去联系。后来滕代远副校长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派了一位参谋长去找到他，才绕道出山，转移到山西青城。
由于敌人“扫荡”频繁，1943年，党中央决定：将“抗大”总校再迁回延安。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艰苦转战，“抗大”总校终于又回到了党中央身边。然而，我父亲却遵照上级安排留在了晋察冀“抗大”六分校地方干部队任书记。
那时，日寇的“扫荡”依然不时地发生。1943年春，日寇又去武乡县“扫荡”。父亲带领二十多名干部，在武乡县天井村附近的山上，与日寇进行周旋。当敌人撤离后，他就带领干部们下山，进了天井村准备用晚餐。没想到狡猾的鬼子杀了个“回马枪”又回来了。幸亏群众及早发现并报告了他们，使他们得以迅速撤离。他们刚转移到半山腰，二百多名鬼子骑兵就进了天井村。父亲他们在山上，正巧遇到武乡县独立营，和他们配合在一起，利用优势地理位置，在鬼子兵出村后，趁机痛击了他们一顿。鬼子一时难以掌握对方的情况，就十分惊慌地狼狈逃窜了。这是父亲在太行山“抗大”期间，最后的一次化险为夷。
1945年冬，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抗日军政大学，调我父亲就任书记。他以无限眷恋的心情告别了曾经学习、工作、战斗过七八年的“抗大”；同时，也告别了那段艰苦的抗日斗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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