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下秘密党支部建立后，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孙家小崔村成为临朐县开展抗日活动的中心。黑洼村的于杰（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家营村的李逸民（曾任临朐县委书记）、崔家河村的于超（国家民委党组成员）、赵家楼村的郭宝珍等革命先驱经常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1937年6月，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景晓村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到该支部检查工作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孙家小崔是个“小延安”。
1936年的9月18日之前，乡师“抗日救亡联合会”决定组织纪念“九·一八”的集会活动。父亲为筹备这个纪念大会夜以继日地忙碌了十几天。就在纪念日即将到来之时，韩复榘下达了严禁组织纪念“九·一八”的禁令。但乡师“抗日救亡联合会”的成员们没有被这个禁令吓倒，决心克服困难，开好这次纪念大会。
9月18日这天上午，学校当局为执行省府的禁令，阻止学生集会，将礼堂大门贴了封条上了锁。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他们在乡师的8个班中进行了秘密串联，规定以学校打钟上课为集合信号。下午，在听到信号后，7个班的学生立刻从各班教室跑步拥向礼堂门前。只有刚入校的1个班，因公民课教师的阻止到的稍迟了一点。这时，父亲带领十几位同学将礼堂大门撞开，大家一拥而入。紧接着，校长钱振东带领着几位教师，怒容满面地也跟着进来了。他指责学生说：“你们这是越轨行为！……”“联合会”的代表们当场质问他们，直问得他们无言对答，惘然退场。纪念大会如期顺利召开，令学校当局目瞪口呆。
面对韩复榘对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一再镇压，山东省委决定：以乡师学生的名义，上书韩复榘，敦促他抗日救国，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省委与乡师党支部研究决定，这封信由我父亲执笔写。在交代任务时，他们对我父亲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表扬。又说，因他的理论水平高，文章写得好，所以决定由他执笔写这封信。父亲对这项任务当即表示欣然接受。同时，他深感此信的重要性——既要唤起韩复榘抗日救国的良知，又不能触怒他，给乡师惹下大祸。因此，在撰写时，十分慎重，字斟句酌，认真推敲，甚至还说了些违心的话。
这封上书信的大体内容：一是说服韩复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日本田中首相上书天皇的侵华步骤是：欲征服东亚，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满蒙，已实现了侵略全中国的第一步。“九·一八”后的几个月内，东北全境沦陷。目前迹象，又在着手部署侵占华北及全中国。第二层意思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如果我们甘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做亡国奴，那将是中国人的千秋大辱、永载史册的千古罪人。为此，需要政府当局力挽狂澜，组织民众奔赴抗日疆场，把欺凌中华民族的大敌——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这封上书信写好后，经省委领导审阅，认为写得不错，有说服力。于是，经邮局将此信发给了韩复榘。
韩复榘阅了乡师致他的上书信后，未曾出现反感。正巧又遇上“双十二事变”，从此，他的矛头转向了华北的日寇。镇压抗日救亡学生的行动大有缓解。
上书信刚刚发走，父亲又接到省委任务，要他去做地下交通联络员（特务工作），与我党打入国民党省政府的高级情报队（特务组织）的党员武卜伍联系。主要任务是通过武卜伍，了解国民党镇压抗日与反共的情况，得到情报后再向省委汇报。此后，父亲在济南市及省内各地连续奔波了几个月。期间，他曾回过临朐，与大辛庄的陈福太进行联系。了解到该村有个叫王延升的，在村里建立了佛教会。此教会发源于天津，它的论调是，在日寇的支持下宣传“东亚共荣”。父亲将此事向省委及武卜伍进行了汇报，决定取缔它。后因形势紧张，没再回临朐，此事也就搁下了。
1937年春，抗日救亡的形势日趋紧张。山东省委决定，要加强抗日救亡工作的宣传力度。将父亲的地下交通联络员工作，改做地下秘密印刷工作。他接受任务后，略做了些准备，便去了历城县石珩村，以当小学教师为掩护，办起了地下秘密印刷所，主要任务是印刷抗日救亡的宣传材料。他独自一人，白天教书上课，夜间既撰写宣传稿，又要刻版印刷。通宵达旦地干了几个月后，省委又通知他去北平参加北方局举办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经验交流学习班”。他和同学李均乘车到达北平后，与北平大学的一位党员学生取得了联系，去薄一波处报了到。随后，被安排在东四一家旅馆里住宿。当天夜里，听到附近响起震耳欲聋的炮声。天亮后，他俩来到大街上，看到市民们有些惊慌。大家纷纷议论说，昨夜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了战斗。他俩还看到马路上有几辆载满北平学生的汽车，正在散发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卢沟桥激战的传单……他俩回到旅馆后，焦急地等待消息。直到下午，联络员急匆匆地去旅馆通知他俩说：“昨夜日寇全面侵华的战争，在卢沟桥开始了！因形势的变化，学习班不办了。你们俩赶快回单位吧！”于是，他俩急匆匆地又赶回了济南乡师。此时的济南，形势也日趋紧张。大家都在议论说，济南也快失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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