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我们带着伤员来到黑山、大青山、五彩山一带。这里山高谷深，怪石林立，从南向北有五条大山谷，分布着六七个小山村，大者不足二十户，小者仅一、二户，平均每户人家都要掩护两名以上的伤病员。开始我们还担心，群众能否自愿承担这么重的担子?谁知当伤病员到达各村之后，没等分配，各家都争先恐后，领的领，抬的抬，背的背，一忽儿伤员们就成了各家各户热炕头上的客人。有的老乡稍迟到一步，没能领到伤员，就与村里干部吵嚷起来，象是剥夺了他抗日救国的神圣职责似的。
五彩山北麓有两条山谷，每条山谷里都散住着十几户人家。山谷状似口袋，西谷较宽且长，住户稍多，称大布袋峪村；东谷较短，称小布袋峪村。据县政府同志介绍，小布袋峪是这一带群众基础最好的，村内有党的秘密组织，支部书记是个叫刘苦妮的大娘。我们刚到的第一天，在山梁上迎接的就是刘大娘，看上去有四十岁出头年纪，中等个儿，清瘦脸，尖下颌，眉额上已有不少皱纹，头上已丝丝银发，两只大手上长满厚厚的老茧。当她看到担架上有位伤员穿着单衣，身上只盖着薄薄的被单，被山风吹得卷屈着身子时，立刻脱下棉袄盖到伤病员身上。伤员感动得热泪直流，忙说：“大娘，我年轻不冷。”到了村里，担架还没落地，全村人都围了上来，有的从家中拿来被子，有的送棉衣等，不一会儿，二十名伤员都有了御寒的棉衣、棉被。
小布袋峪住了二十名伤员和一个医疗小组。这天晚上，我和通信员小徐临时住在刘大娘家中，她家有三间石屋，坐东朝西，小院子南边是一间团瓢(简易草屋，屋顶圆形象瓢)。三间屋的南间有一盘炕，炕上坐卧着四个伤员。中间是个锅灶，北间是大娘一家住的地方。晚饭大娘还特意切了些腊肉，煮了两大碗南瓜。饭刚做好，村长马大爷和一个腰间缠着子弹带，腿上扎着绑带，手提步枪的小伙子进屋来了，大娘一见就说：“咋才回来?同志们都等你回来吃饭呢！”这时我才知道村长就是大娘的老伴，小伙子叫铁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饭后，由马大爷领路，我们逐家看了房东和伤员，回来时，大娘已在炕下搭好了地铺，这就是我和小徐的住处。伤员由于路途上的疲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日寇集中很大兵力，重点合围东西蒙山，在我们驻地大青山上就进行过三次大的战斗。相距小布袋峪不远的黑山口，一个不满二十户人家的山村，也驻上了二百多名日伪军。他们除了派大部队有计划地逐山头、逐山峪进行搜捕外，还经常组织小股敌人到村中骚扰，碰上人就抓，见牛羊就抢。还扬言“不交出八路伤员，不交出粮食，不并村，不领良民证，一律以八路论处”。时间一长，我们就掌握了敌人清剿活动的规律，利用夜间他们不敢活动的特点，及时转走一些易暴露的轻伤员。有些不适宜转移的重伤员，仍在原地隐蔽。小布袋峪就有这样的三名重伤员，在刘大娘家的田里挖了个洞，由她和一个卫生员共同来照看。敌人曾两次重点清剿过刘大娘家，但都未发现。这次情况不同了，一百多名日伪军住下来不走了。鬼子的帐篷，安在洞旁的一块梯田里，来来去去的鬼子就从上面经过，到沟下取水的鬼子，也常从洞口来回走，脚步声，谈话声，在洞中都能听到。刘大娘沉着镇静，不时的叮嘱我们不要害怕，洞顶是块大石头板，不易发觉，就是被发现了，也要沉住气。伤员们的手榴弹也都集中起来，准备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就这样我们静静地熬过了两天一夜，直到外面传来敌人撤走的信号，才打开洞口爬出来。
我们出洞后，迎面来了一个人，他战战兢兢地说：“婶子……不好了。”就一头扑到大娘怀里，“俺叔……他……”我快步跑到村头一看，啊!一个人被烧的漆黑一团，只有从旁边那沾有血迹的光板皮袄上，才知道他就是刘大娘的老伴马大爷，我赶快把羊皮袄盖在尸体上。紧接着，大娘由他侄媳妇扶着，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尸体前。我心里想，大娘一见准会晕过去，就连忙搀扶大娘的另一臂膀。大娘硬是坐在尸体旁边的灰烬上，掀起带血的羊皮袄，抱住那烧黑的尸体，好大一阵子，既未放声大哭，也未说话。我低着头，流着泪，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大娘，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娘!你就放声地哭吧!这样你或许好受些。”但大娘却轻轻地摇了摇头，放下了尸体，盖上了皮袄，颤抖着说：“孩子他爹，你死的好惨，但也死的值得，你没有给咱中国人丢脸。”突然，大娘抬起头来，四下里望了一圈，急着问道：“侄子和铁柱他们呢?”“是啊!他们?”大娘的侄媳随声应着，一转身就往山上跑去，边跑边回头说：“婶，我上山去找找。”大娘的侄媳走后，她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咱光难过不行，该合计合计怎么办?我这么想，等会年轻人下来，先葬了您大爷，再看看埋的公粮和机器，再煮点红薯，天明前还得进洞啊。”大娘说完这话，抱来一抱山草和几段草绳，用血污的光板皮袄，默默地包扎大爷的尸体。这时，大娘的侄媳气喘吁吁地跑来了，焦急地说：“婶，没……没找到，暗号也联……不上，爬到洞里去看也没有。”大娘沉思了一会儿说：“要是转移了那就好！可也该回来了，咱先休息会，也让他们看看你大叔是怎么死的，永远记住这笔血债，叫鬼子加倍偿还！”
启明星已在正南了，山西梁传来两下击石声，不久又传来两声猪叫声，这是联络暗号，我也按规定回答了联络暗号，转移的人们果然回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两名已愈的伤员，我连忙问道：“民兵回来了吗?”伤员说：“没有见，只在路过西山时，看到一具尸体。”听到这消息，我心里有一种不祥之感，就匆匆忙忙地向西山走去。
西山是大小布袋峪山梁上的最高点，南连接五彩山的主峰。我爬到西山顶，正赶上转移回来的人们在休息，我就约他们一同前去寻找，就在这西山与主峰之间的山凹部，先后发现五具尸体，经辨认，他们是小布袋峪的五个民兵，其中就有刘大娘的儿子，他身上的弹孔和刀痕上的血渍都成了黑色的斑块，根据现场分析，民兵们发现鬼子住在我们洞口边，为引走鬼子保护伤员，他们在西山向敌人开火，结果，遭到山上和住在大布袋峪敌人的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牺牲的。
大家把烈士的尸体抬回村边，刘大娘再也忍不住了，一下扑在儿子身上，放声地大哭起来，好像全然忘记山下还有敌人。在场的人都哭了，伤病员也个个泣不成声，哭声震动着整个山谷。
从这以后，刘大娘接连三天没有吃一口饭，也没喝一滴水，但她仍然挺着身子带领全村进行反“扫荡”，仍然无微不至地照顾伤病员。我们劝慰大娘保重身体，大娘却说：“我一闭眼就看到鬼子在杀人，全身就发热，感到很有劲，非要跟鬼子拚个死活不行。”大家都一再向刘大娘表示：“我们都是你的儿子，一定狠杀鬼子讨还血债，为大爷、大哥报仇!为乡亲们报仇！”大娘满眼含泪激动地说：“好孩子，大娘信得过您。”能行动的伤员，都闹着要回部队杀鬼子，我们只得允许九名已基本全愈的伤病员出院去找部队。
（选自《忆沂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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