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伯父是1941年12月12日出发的，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第四天。那天北平下着鹅毛大雪，母亲穿着一件皮领大衣去火车站送行，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姑娘的模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件花棉袍，手中提着一个包袱。进站时因为人多，我的包袱没有被检查，给父亲买的东西都顺利带了出去。当火车开动时，我看见母亲眼里噙着泪水，但表现得很坚强。我在火车里看着母亲，眼泪流了下来，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母亲，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等火车开出了北平站，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奔赴抗日战场，又在依依不舍中感到些许喜悦和兴奋。
到达临铭关的时候，天还没亮，那时临铭关还有城墙，城门紧闭。因为天冷，两个守城的伪军在一间小屋子里值班，我们到城门口，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来的？我们回答：从北平来的，去程仲麟家，有通行证。程仲麟是当地有声望的开明地主，他一方面应付日伪，一方面帮助和掩护八路军。伪军看了我们的通行证，又听说我们去程家，态度就变得很客气了。天亮后我们进城找到程仲麟家，他家里人招待我们吃了早饭，之后派一辆骡子拉的大车送我们出城，说到地方后，会有人帮我们进根据地。后来才知道，送我们去的地方是“游击区”，是敌我双方都有便衣活动的区域。骡子车把我们送到后，马上有人拉来两头毛驴，让我们骑驴上山。我是第一次骑驴，没有鞍子，也没有脚蹬子，上山时，我觉得好像要从驴背上滑下来，走平路时，它又嗒嗒跑得很快，挺有趣的。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听到军号声，只见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站在山头上吹号，再一看山壁上有特大字的标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等，这时我一下子流出了激动的眼泪，这就是抗日根据地啊！我们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了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司令部，司令部的参谋长宗凤洲同志接待了我们，宗参谋长说，我们的行程，一站又一站的接送都是范子侠司令员安排的，他还说自己也是一名学生，国难当头他才投笔从戎。我们到达抗日根据地以后的第一顿饭是在平汉纵队司令部吃的，我还记得吃的是红烧肉粉条和烙饼，是特地为招待我们做的，我们很惊讶菜是盛在一个搪瓷脸盆里，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平汉纵队司令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出发时毛驴就换成马了，马有鞍，有脚蹬子，骑着舒服多了，一路上也很顺利。走到一个地方，说是师部，首长们正在开会，有人传话说师长让我们等一会儿，他开完会见一见我们。我和伯父不知道师部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师长是什么人，只想赶紧去武乡县找父亲，就说我们不等师长了。我们离开师部继续前进，到了抗大六分校，校长、政委、父亲都来到村口迎接我们。当父亲知道在师部师长要见我们，我们没等就走了，他说这就是你们不对了，师长是我们一二九师的师长刘伯承，是有名的军事家，我跟伯父很后悔，但也无法挽回了。后来我这一生也没再见到刘伯承元帅，很是遗憾。
伯父在这里待了几天就回北平了。伯父临走前，父亲交给他一份“八路军告敌占区同胞书”，因为怕被敌人查到，就把它缝在伯父的皮袍子里，听说伯父回到北平后做了宣传。我留在抗大六分校和父亲在一起。抗大六分校分散在20多个村庄，我在这里曾经观看过部队检阅。那天拂晓，只见一队队的人马向检阅广场聚集，他们穿着灰色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腿上绑着裹腿，有的扛着枪，有的扛着掷弹筒。看着这些年轻的未来的指挥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真是令人感到振奋和自豪。我在抗大六分校还参加了新年聚餐，吃的东西是就地取材，我从没跟这么多人一起吃过饭，在饭桌上显得很拘谨，看大家都狼吞虎咽的，我心想别跟人家抢了。一位同志就跟我说：你这样可不行啊，我们八路军吃饭不讲客气，我告诉你吃饱饭的诀窍：一要准（夹的准），二要敏（敏捷），三要稳（夹稳），四要忍（忍耐烫）。这当然是说笑，但体现了同志们的乐观精神。在抗大六分校，我脱下了从北平出来穿的衣服，换上了军装，戴上了军帽，心里觉得美极了，我也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了。我还在文工团学习了抗日歌曲，学的第一首就是《抗大校歌》，到现在我都记得歌词，这也是我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以后接受的第一次教育。后来我还学习了《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抗日小调》等歌曲。我看文工团的女孩子们没有手套，小手冻得发紫，就把自己的毛裤拆了，把毛线送给她们去织手套。
在抗大六分校待了不久，父亲决定送我去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泽城村的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学习。1942年1月，我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出发，临行前父亲嘱咐我说，你能够去根据地学习是很幸运的，你现在已经是八路军战士了，到学校后要遵守学校的纪律。抗战建国学院虽然是非战斗单位，但也有军事训练，每天早晨出操，背上背包跑步，随时准备反扫荡。在根据地，战斗频繁，你不要私自行动，因为有了敌情说集合就集合，还常常夜行军、急行军。刚到太行抗战建国学院没多久，我就经历了两次急行军躲避敌人的扫荡。反扫荡结束后，父亲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我去延安学习，要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在前方的同志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去延安的，我听后心里很高兴也很激动。1942年2月初，我去前方总政治部取介绍信，看见罗瑞卿主任在打排球，他的个子高，位置是头排中，工作人员请示了他，给我开了去延安的介绍信。多年后，当我在中南海怀仁堂见到他时，他还记得这件事，说你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
我们一起去延安的有100多人，除了部队干部、青年学生外，还有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成员，由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带队，他是去延安参加“七大”的。出发前父亲找到我，对我说，你刚到根据地就能去延安学习是非常幸运的，很多同志想去，但因为前方需要不能去。延安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那里，你去了以后要好好学习革命理论知识，以后才能好好工作。父亲还叮嘱我，延安的学习环境很好，但是那里男同志多女同志少，你到那里可能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爸爸送你几句话，这是1937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给青年人讲的，说着父亲递给我一个手工装订的深蓝色粗布面的小本子，我翻开来看，父亲用毛笔写着：“恋爱结婚要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注意政治，要志同道合；第二，要双方情愿，不要勉强；第三，不要因为恋爱或结婚影响工作或学习。”父亲还让我骑马去延安，我说别人没有马我也不要，他说有些同志是骑马的，这匹马是战利品，你骑到延安交给南汉宸伯父，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延安也缺马，交给他有用，而且你第一次过敌人的封锁线，没有马可能会掉队，很危险，路上一定要听王副司令员的指挥。(姚明口述 赵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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