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时期，我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到日本鬼子进城，家家都在惊慌中度过。警察曾通知各家，在玻璃窗上贴纸条，纸条的间隔不要太大，呈交叉状，防止敌人扔炸弹时震碎玻璃；还要把电灯用黑布罩上，以免敌机发现目标；为防止敌人施放毒气弹，让大家准备一盆黄土，把小便尿在黄土上，用布包上捂在鼻子上，可以防毒气。
日军进城的头一天夜里，我们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当时震得玻璃哗啦哗啦地响。日本鬼子进城那天，北平的警察换了便衣，一家一户地通知，说日本人进城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这些警察的表情都很悲愤。以前警察对老百姓很凶，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所有中国人（除了汉奸）的爱国之心使大家团结起来。
七七事变之后，学校来人通知，要求学生都去学校报到，如果不去，要追究家长的责任。开学那天，师大女附中的全体师生在大礼堂开会，场内一片肃穆，气氛如同开追悼会一般。校领导讲话的声音很低沉，大意是学校今后会有一些变化，希望同学们安心继续读书。当时大礼堂里一片抽泣声，很多老师、同学在哭泣。回到班里，我们的第一堂课是国语课，讲的是《最后一课》，老师讲课时几次摘下眼镜擦眼泪，我们也跟着老师流泪。又过了些天，伪教育局来人说学校今后的历史课本要换新的，在新课本没发下来以前，要在旧课本上涂改。在历史课上，让我们把书拿出来，并准备了墨盒、毛笔，老师说第几页，我们就翻到第几页，老师说第几行到第几行划掉，大家就用毛笔划掉，而且要求墨色要深，要盖住原有的文字。就这样，把有关爱国的内容全划掉了，实际上，同学们划过的文字依然可见。同时，英语课被改为日语课，还增加了《论语》《大学》《中庸》等课程。在上日语课时，开始是一名女教师，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人，她似乎已经完全日本化了，鞠躬90度，走路时腿呈半个O型，在课堂上挖苦中国人，大家对她很反感，课后会议论：她还是不是中国人？有一次上课，她用日语问：今天的天气好吗？然后指定让前排的同学回答，她希望同学用完整的句子回答，如：今天天气很好。可是同学只用日语回答：是。她又问一遍，同学仍回答：是。她非常生气，又叫另一位同学回答，仍得到同样的答案。这个日语老师越来越生气，把讲台桌子上的粉笔盒重重地一摔，扭头就出了教室。后来这位日语老师辞职了，换了一名男老师，我记得他姓闫，是秃头，同学们给他起绰号叫“闫和尚”。现在回想起来，日语也是人们交往的工具，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有用处的，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情况下，强迫我们学日语，遭到学生的抵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北平的伪市政府要求各校学生游行庆祝，而且要手持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小旗子，在天安门前集合开大会。在会场上，学生们纷纷把小旗子撕毁或踩在脚下，这时宪兵和伪军警抓了一些学生用大卡车拉走了。那一天我心里十分难过和气愤，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城市，还要强迫我们庆祝，真是不讲理的强盗。我那时非常想知道抗日战场的情况，我有一位同学叫王淑静，不知怎么得到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油印宣传品，给一些同学偷偷传看，她还组织过给八路军捐款购药，我也捐了款。当时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可以收到昆明电台的广播，我经常收听，因为怕被人发现，我就在半夜里用一床棉被蒙住头和收音机，当听到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时，就感到特别的振奋。(姚明口述 赵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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