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他依然保持刚正不阿、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受到大家赞誉。他下部队轻车简从，痛恨前呼后拥，迎来送往。1977年初夏，王建安将军至厦门某军视察。见军、师领导驱车欲陪同前往，不悦，问：“你们来干什么？”答：“给首长带带路。”将军问：“怕我丢了不成？”回曰：“想跟首长学习学习。”将军怒曰：“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军、师领导讷讷而退。
王建安将军下部队从不下通知，打招呼，喜饭前半个小时直奔营区，下车后立即到连队饭堂，与士兵同席就餐，亲尝甘苦。王建安将军下部队，随身携带针线包，凡衣破、纽掉，均自己戴老花镜，动手缝补，飞针走线，一丝不苟。
1978年秋，王建安将军至某师检查工作。晚上放电影，将军欣然而至，见电影机前中间位置，赫然摆一排“首长专座”——条桌、藤椅、茶缸、水瓶，应有尽有，而士兵们均坐在背包上。将军问部队领导：“你们摆这个干什么?”答：“首长喝水方便。”将军问：“两个小时不喝水就会渴死?战士们都带了水瓶茶壶没有?”团领导曰：“首长年纪大。”将军怒曰：“你们要坐你们坐，反正我不坐。”言罢，取小凳子，挤进士兵中间，坐下。全团官兵见之，掌声雷动。
王建安将军最恨弄虚作假，凡事均躬身亲察。“文革”中某日，王建安将军到样板戏《龙江颂》原型地调查，发现情况与宣传材料出入很大，即按实际情况向上反映。江青批示《龙江颂》是“唱腔的需要”。将军由此被扣上“反对革命样板戏”的大帽子，挨批甚烈。山西大寨为全国农业生产典型。某日，王建安将军到大寨参观，不按指定路线，不听经验介绍，而是上坡下田，走村串户，与农民个别交谈。参观后，他写调查报告向中央反映：大寨农民家中没有余粮，农田作业基本上是手工，并提出，实现“四化”首要问题是把粮食搞上去。该报告被转发中央政治局学习。
又某日，王建安将军至“硬骨头六连”参观，见生猪挤满圈，便与饲养员拉呱，问：“一月杀几头猪?”答：“有时一头也不杀。”问：“为什么?”答：“人家来参观不好看了。”又至战士宿舍，见战士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用手一摸，潮乎乎的。将军问：“为什么不晒被子?”答：“晒了太阳，被子鼓起来，不好整。”其时，全军正在开展学习“硬骨头六连”活动，将军则上书中央军委，指出“只树了一面政治红旗”，“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
“文革”中物资紧缺，凡物品均按计划供应。某春节前夕，工作人员以将军名，至地方商业部门免票购食油10斤，将军闻之即命补交议价油款。又某日，王建安将军视察某地收音机厂，回住处，见桌上摆两只收音机。将军问明缘由，命厂长跑步取回，并送其一份《准则》。
王建安将军有四子，均在外地工作。人劝其调子女来京，将军坚辞。某日，将军夫人闻知按规定可以调一子女于身边工作，试探问将军：“我们年纪都大了，是否也调一个孩子回京，好有个照应。”将军答曰：“子女不是私有财产。只要我还没有死，你们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文革”中某次华北战备会议，谈到突击提拔干部问题，王建安将军对叶剑英曰：“你们中央就有‘火箭干部’。就在你身边。”其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均在场，王洪文刚由中央委员晋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以目示意“闭嘴”，将军装未见，仍滔滔不绝。“火箭干部”即指“文革”中造反起家，连升数级之干部。
“文革”中某日，王建安将军与江青同桌就餐。服务员上红烧肉，将军以筷指之曰：“你搞的那个样板戏好是好，就像这红烧肉，你总不能每天都叫我吃它吧!”
王建安将军一生俭朴。喜穿布衣布鞋，戴国产手表。1977年进京后一直住单元式老房，卧室无地毯，无沙发，一桌，一椅，一床。床为条木拼成的硬板床，以两长条凳支撑。将军去世后，李先念至家中转了一圈，感慨道：“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这么俭朴!”
王建安将军生前，曾于电视中见某国元首去世后送葬场面，与家人言：“生前清廉，死后哀荣，也是浪费。我死后不进八宝山，不开追悼会，把骨灰撒在老家肥田。”将军逝世后，家人严格按将军遗愿办理后事。
谁在收藏
浏览：105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