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忽然接到通知，组织上要送我去红军大学学习。红军大学?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组织上告诉我，这是中央为了加强红军的建设而创办的。我乐得蹦起来，我多渴望学习呀!我只有十七岁，经历简单，知识浅薄，工作做得自己也不满意，现在能得到这样一个学习机会，能够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养，怎能不高兴呢!那时正是盛夏，我生了病，行动困难，而从湘赣苏区到中央苏区，要横渡赣江，穿过广阔的白色地区，敌人防守得十分严密，我们虽有部队护送，还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一次再次地偷渡赣江都没有成功，失败了，又作新的尝试，最后终于在一个月黑的夜晚，依靠浓重的夜色掩护，偷渡成功了。同志们架着生病的我，飞也似的奔跑，我的心也像要飞起来了。我是多么向往瑞金呀!我梦想着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在这样的黑夜里，也许有许多许多我未来的同学，正从各个根据地向着瑞金方向奔跑呢。
学员有六七百人，都是从各个战场上抽调来的营以上干部。大家带着满身硝烟和仆仆风尘，齐聚一堂。虽然大多是初次见面，却是又握手，又搂肩膀，互相询问各根据地的情况，一谈就到深夜，比多年的老朋友还要亲密。红军大学第一期分三个系：指挥系、政治系、参谋系，另外军以上的干部学员单独成立了一个高级班，班长是彭雪枫同志。我被分配在政治系第一队，同班的有谢扶明、丁秋生等同志。江西瑞金东北十五里，两山之间有块宽约四五百米的大坪，山上山下长满松树，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从林间穿过。这地方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做“大树下”。
红军大学的校址就在这里。我们这批学生的第一堂课是“土木工程”。学校从瑞金请来了几个木工师傅，让我们一边做学习准备，一边在木工的指导下修建校合，将大树留作支柱，小树锯成横梁、板壁，漫山坡的茅草成了我们的砖瓦，这样就地取材地盖了许多课堂和宿舍，用砖瓦砌了一座可以容纳五百人的大礼堂，又把那条林间小路扩展成了一条宽敞的公路，一直通到瑞金城。校合四周开辟了宽阔的操场、球场。
三个月工夫，这座森林中的大学校就建成了。接着，紧张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邓小平同志是“党的建设”的教员，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作军事报告，系主任周国兴讲政治工作，军委总政治部好几位部长都兼作我们的讲师。除了正课以外，中央领导同志还时常给我们听报告的机会，甚至亲自来给我们作时事报告、专题报告。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我们旁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和朱总司令的军事报告，周恩来副主席也特地给我们作过一次演讲，还记得他的讲题是((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
那时候，周副主席留着一大把浓黑的胡子，足足有五六寸长，他安详的风度，洪亮的声音，精辟、智慧的语言，曾经使我们这批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的政治工作者无比敬佩、羡慕，直到今天，他的声音好像还响在我的耳边。红大的生活完全是军事化的。起床号一响，五分钟内就要到达操场，迟到了要受到批评。这时候，太阳还未升起来，树林里缭绕着晨雾，我们踏着露水，出完早操，便进行自由活动，在满林鸟语和扑鼻的草香中进行我们的晨读。吃过早饭后八点钟，就开始上课了。
课堂虽然很简陋，但是也安了玻璃窗，光线还好。课桌也是我们自己用木板钉成的，两人合用一张，虽说粗糙，比起用膝盖当课桌的情况来，已经幸运得多了。因为八个月就要结业，功课的分量又重，因此，一天上六小时课，每天都要开讨论会，进行互助、消化。每个学员都有一支步枪和十排子弹，两边山上就是练习场，上军事课时，我们就像一个士兵一样，进行射击、刺杀、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等军事动作的练习和演习。
那时，上级规定我们每天的粮食是一斤二两，比红军士兵少四两，米饭是用芦叶包起来的，一人一包，吃完为止；每人一碗菜，经常是萝b、青菜、豆腐之类。因为学习紧张，军委特别照顾红大学生，每人每月增加一元钱菜金，因此，每隔三五天，菜碗里还可以出现几片猪肉。
红军大学开学不久，正逢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开幕前一天，举行了阅兵仪式。为了参加受阅，我们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练习步伐。那时候，部队里都说毛主席是“孑L明”，因为他指挥打仗，没有不胜的，大家非常钦佩他，这次能亲眼见到他，都高兴得睡不着觉。虽然生活制度严格，为了把步子走好，有些同学还是钻空子在夜间多练习。检阅仪式是在中央所在地、瑞金东郊的叶坪举行的。因为国民党常派飞机来袭扰，检阅仪式不得不在拂晓进行。场中央用木板搭了一个检阅台，两旁也有观礼台。
检阅台上是毛泽东、朱德和王明、博古、周恩来、项英等中央的许多首长，观礼台上站的是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开始时，炮兵朝山沟里放了几声土炮，作为礼炮；接着开始走“分列式”。我们红大的学员走在最前面，一律徒手，穿着硬邦邦的新咔叽布列宁服，红领章上缀着“红大”两个字，显得特别威武。带队的同志喊：“向右——看!”我们一齐把脸转向主席台。主席台并不高，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他在台上微笑着向我们招手，一边招手一边对我们说：“大家好!”红大的队伍后边是一个师的红军，拿的是步枪和少数在反第四次“围剿”中缴获来的机枪。正规部队后面，是赤卫队、少年先锋队。那时候，少先队都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少年，拿的都是梭镖。少先队以后，才是扎红领巾的儿童团。检阅结束的时候，毛主席亲自领大家喊口号：“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胜利万岁!”这次检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红大第一期，虽然功课压得很紧，纪律也特别严格，可是领导上却十分注意防止学员们死啃教条，不结合实际，总是设法启发大家独立思考，发挥创造性。
那时，国民党已经开始了对红色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采取了所谓堡垒战术，记得有一次，红大举行了一个战术讲演比赛会。朱总司令亲自拟订了两个讲演题目：《论敌人的堡垒战术》和《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每个系推举一个讲演代表，并且决定，代表在作讲演提纲时，可以和本系的同学研究，但一律不准系主任或教员进行指导。我被政治系同学们推举为代表。我选择的题目是：《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
讲演比赛是在一个周末文娱晚会前举行的。那天，朱总司令亲自来参加了，他穿着灰色棉军衣，腰束皮带，腿扎绑腿，青布鞋，八角帽，笑容可掬地坐在台上的一边，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几位首长，坐在他身旁。他侧耳倾听着代表们的讲演，有时在面前的纸上写下点什么。台下坐的是全校的教员和学员。因为希望自己的代表取胜，大家都怀着紧张的心情，会场里一丝声息也没有。
三个系连同高级班，一共四个代表，每人限定讲十五到二十分钟。我第一次对着这么多人讲话，而且还有那么多大首长，心里紧张得扑通扑通直跳，唯恐讲不好。
讲演结束后，朱总司令当场就作了总结，他的声音洪亮，问题讲得非常清晰，语言通俗易懂，举例、比喻也非常深刻，他对我的讲演点评说：“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分析得正确，但是要注意不能死啃理论，理论当然要系统地理解，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实际情况面前灵活地运用它。”看来朱总司令对我的演讲基本是肯定的，认为我在理论上站得住脚，但又过于死啃理论了。总司令的评价对我后来一生都有指导意义。
因为局势渐渐紧张起来，部队急需要干部，所以未等学业结束，上级便提前一个月将我分配到粤赣军区二十二师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
七个月来，红大给了我虽说是初步的然而还是比较系统的军事、政治常识，给了我工作的武器。
临走时，我领到了一张毕业文凭，上面印着红色的镰刀铁锤旗，下面有校长何长工同志盖的印。当我背着行囊离开“大树下”的时候，我不禁好几次回头看望这两山之间浓密的森林问的学校。
别了，“大树下”!别了，难忘的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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