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没有一所医院，一个团队仅有二至三名医务人员。这少量的医务人员中，有的是参加红军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红军迫切需要自己培养大量医务干部，适应扩大红军和发展革命的要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瑞金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创办红军军医学校的提案，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这个提案，提案很快由大会通过了。经过短短三个月的筹建，我军第一所医校诞生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期在雩都开学，党中央为医校制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教育方针，朱总司令参加了开学典礼。第一任校长是中央卫生部长贺诚同志兼任的。为了在部队更广泛地开展卫生防病工作，同年十月，中央又决定将红军军医学校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学校迁往兴国县茶陵村，后来又搬到瑞金。
红军卫生学校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随红军长征前，共办五期，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我们是第四期学员，学制为八个月。这时的校长是陈义厚同志。我们队五十多个同志，都是从战斗部队选调的十八九岁的青年。虽然文化程度很低，学习困难很多，但由于大家的刻苦努力，都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绩。学校各方面的条件很差。
生活方面，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封锁，物资非常缺乏。每天一斤大米，三钱油，三钱盐，经济封锁加紧的时候，弄不到盐，学校自己熬硝盐；蔬菜大部分靠党员自己种；星期天，我们到来回百八十里的地方运粮、挑煤、上山打柴；学校没有什么个人生活用品发；穿的，在部队是什么，来到学校还穿什么；盖的，也是从部队带来的一块旧布单，每人都有块雨布，不管春夏秋冬，都用它当被子，到最冷的天气，就几个人搭伙，将几块布连起来，包上稻草代替棉被。
一九三三年冬到一九三四年春，一连几个月大部分同学没有鞋袜，赤着脚学习，有的脚冻了肿得像棒槌，有的长了冻疮，晚上痒得直钻心，白天像鸡啄一样痛，那个滋味真难受。尽管物质生活差，但学员们精神上都是很充实的。大家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想的是打倒蒋介石，革命早日得胜利。为了有好的体魄，同学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打篮球，玩单双杠，荡秋千，非常活跃。所以，大家不仅有好的精神面貌，而且有好的体质，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教学方面，根本谈不上什么设备，有时连起码的学习条件也不具备。我们在茶陵村时，上课哪有专门课堂啊!雨天上课，有祠堂的地方利用祠堂，没有祠堂就挤在大一点的宿合里。晴天，就在大树底下，地当凳，双膝当桌。晚上的照明呢，每个班虽有两盏灯，但只有四钱灯油，只点一根灯蕊，灯光很暗。
全学期才发过两次铅笔和一点儿纸，个别有毛笔的用毛笔，钢笔连见也没见过。领到一支铅笔，就像见到宝贝似的，如爱护武器一样珍惜它。为了经久耐用，我们三五个人一起，互相学习怎样削铅笔和使用铅笔。笔和纸用完怎么办呢?只好凭脑瓜子记，可真如俗话说的“好脑瓜不如烂笔头”，哪能记得那么多呀。
为了把教学搞好，学员和教员一起想了不少办法，解决了不少困难。比如照明，我们的办法是：晴天有月亮，学习讨论就在月光下进行，把灯油节省下来，或调剂给正在看书和整理笔记的同志和兄弟班；上山打柴时遇到松油就采回来代替油灯。用松柴照明满屋子黑烟，呛得鼻涕眼泪直流。又如：没有纸笔作笔记，就发挥大家脑瓜的作用，下课后全班围拢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凑，消化课堂内容，巩固记忆。还有，学解剖没有标本，我们就按组织指定的地方寻找尸骨，用土办法制作标本。解剖图也是教员画好，学员自己裱的。人多，办法也多，当时我们感到，克服客观上的困难还比较容易。
我们感到最困难的，要算学习中的疑难，因为我们的文化基础太差。像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专业课中从前没听到的名词术语以及其中所涉及到的数学、物理、化学文化基础知识，看来似乎是很普通的道理，对于我们来说，却难极了。记得上药物学课时，曾教员讲“酶”的这个作用那个作用，因为没有设备做试验给大家看，我们一听就傻了眼，越听越感到莫名其妙。教员又是打比方，又是提问，同学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答不上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有一个姓杨的同学才鼓起勇气站起来，他将信将疑地说：“我常见到做酒时发酵就是靠酵母的作用吧。”教员说：“这样理解是对的。”经这样分析启发，大家才基本上弄懂了酶是一种具有催化作用的有机物质，药品制作时离不开它。
上化学课讲到离心力，琢磨来琢磨去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离心力”。后来教员就用绳子系上石头，一边用手慢慢甩动绳子使石头绕着手指旋转，一边对大家说：“你们看，离心力就是这个意思。”同学们听着，看着，出了神，终于了解了这一力学原理，明白了化验时首先进行沉淀就是离心力起的作用。同学们学习的决心大、劲头足，一堂课下来不弄懂弄通，不肯吃饭、睡觉。
最使我们感到头痛的还是学外语。开始，连字母的形状都辨认不清，“V、U、w”总是互相弄错。发音就更难掌握，尤其是我的江西口音很顽固，“R、L”老是读成一个音。于是，我们采取能者为师的办法，课后互教互学，一有空就练发音。星期天外出走一路练一路，口里读，手里写，仔细地揣摩和辨别喉音、齿音以及鼻音的发音方法，终于能比较准确地读出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逐步学会了一般拼读、拼写方法，记住了常用的药物名称，并能用拉丁文开处方。
学了内科，又学外科。李教员对我们讲：“外科是一门过硬的技术。”有几个同学嘀咕开了，“这个可真危险啊，刀子动不好是性命关天的事。”说实话，我在战场上杀敌人不害怕，可见到医生动刀子却害怕。刀子拿到自己手里就心慌手颤。但我们想，要为受伤的战友解除痛苦，尽到救死扶伤的责任，就一定得学会外科技术，胆子就渐渐壮起来了。教员讲了解剖学、战伤救护的一般理论知识和如何拿刀、用刀的操作要领后，我们就自己体会。从小使惯锄头的手，开始握手术刀在手里还不听使唤，我们就不厌其烦地练。先在地上、在红薯、冬瓜、南瓜上划，在动物身上练。手灵活了，有了十分之八九的把握，再到人体标本上进行。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学会了开脓包，动其他一般小手术。这对我们来说，当时还是了不起的成绩呢!因为那时红军里头，能做阑尾手术的就算高明医生了。
七个多月的学校生活过去了，当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因工作需要，我和另几个同志没有经过毕业考试就提前毕了业。我被分配到红军第四预备医院二所当医生。我们所收容四百多名重伤员，一共三十一个医护人员，仅有我一个医生，治疗任务很繁重。这对我在学校的学习恰好是一个检验，也是很好的实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外科技术也得到提高。在医院党委领导下，由于全所干部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在红军总卫生部陈志芳同志率领的医院工作组检查评比中，我们所被评为医疗先进单位。
谁在收藏
浏览：62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