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春，我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以后，驻在福建的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先派陈公培，后又指派秘书长徐名鸿与陈公培和红军谈判。
和不和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负责人，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因而，他们拒绝和十九路军谈判。
这种错误主张，遭到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十九路军本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的，与帝国主义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当权派存在着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对日仇恨、对蒋不满的一面。现在日寇紧逼，而蒋介石却把他们从抗日战线上调来打内战，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种种压迫，因而他们的反蒋情绪就必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被迫与我们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左”倾错误领导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
中央派我（军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来到汀州。谈判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抗日反蒋协定”划定边界。经过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线边界划定，作出了文字协定，并决定双方互派代表。
“左”倾错误领导在军事上同样采取了错误的措施。我们谈判期间，东方军仍在北线与十九路军打了好几仗。我们虽然把谈判的结果通知了北线我军，告诉他们在前线与十九路军联系，可是却没有能改变“左”倾领导的这种错误的行动。
这年九月，蒋介石开始了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相隔不到两个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这时，蒋介石立即调“围剿”军一部向东去打十九路军。
一天，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诉我十九路军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为我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和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只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对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始终不敢苟同；也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作为一个军事代表，就要决定问题，可是在这个错误方针下，我又怎能决定问题呢？因此，我便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而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有什么问题，请示中央，这样可以取得转寰的余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议。
由于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很快就出发了。
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我。寒暄一番以后，他劈头就问我：“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我早就估计到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便答复道：“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哪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飞旅被消灭了；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
听了他的话，我暗暗着急。看来，十九路军难于抗拒蒋介石大军的压逼，福建政府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动摇。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军毅然出兵猛击蒋军侧背，这股反蒋势力，或许不致这样迅速地被扼杀。可是，党中央会不会改变既定的方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十九路军果然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已经悄然去港，李济深的行期也只在这一两日了。
这些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福州轰炸扫射，街上人心惶惶，码头上更是混乱不堪，达官贵人，豪绅政客，纷纷登轮逃命，到处是一片败亡的景象。
第三天晚上，蔡廷锴从前方回来了。由于战争失利，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锐气，成天忙于部署撤退。
我见他这样悲观，便鼓励他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根据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
可是，这时他意气已尽，无心再图进取，回来后第三天，便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撤退到莆田。接着又继续南撤，形势急转直下，十九路军的部队跑的跑，降的降，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就这样迅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
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之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在蒋介石猛烈进攻十九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急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十九路军后，得以从容驱军南下，继续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致使根据地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濒于绝境。所以说，“左”倾错误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回忆及此，不禁联想到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当时，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与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逼蒋抗日，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一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二十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帮助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束，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一百四十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终于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
从上述对待两个事变的政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领导，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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