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闽西革命根据地调整区域划分时，经区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举手表决，选举我当了大埔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这真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长工家里，从小给地主放牛的穷苦娃子，没见过世面，又没有文化，年纪也刚满二十岁，是个地地道道的“泥腿子”，能担得起区政府主席这么重的担子吗?当时，我心里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自己当上了区政府主席，这是党关心和教育年轻干部的结果，也说明群众相信和看得起我。担心的是，自己年纪轻，没文化，工作能力差，万一干不好，就会给党的事业和革命工作带来损失。
正在这时，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张鼎丞主席来到大埔区，他把我叫到房子里，亲切地和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问我：“小赖，当了区政府主席，心里头都有些什么想法呀?”我说：“张主席，我没经验，怕干不了。你还是分派我干点别的工作吧!”我原先在师福乡当少先队大队长时，张主席经常来到我们乡，我和他很熟悉，心里有话都愿意跟他直说。张主席听我这么讲，就批评我说：“怎么还没‘走马上任’，就想打退堂鼓r!谁有经验谁没经验?经验是在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大伙选你当主席，说明人家信得过你，也相信你能当好。”
接着，他耐心地指教我说：“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要积极工作。遇到困难不要怕，要往前闯，不要往后退，要挺起胸来干。另外，当了干部，要时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办事要公道，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大埔区的劳苦大众刚刚分到了一些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要鼓励和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安排好生活。”最后，张主席特别强调说：“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一定要有好的工作作风。你是一区之长，生活作风上一定要注意。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和大家一样，决不能搞特殊。”
张主席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教育和鼓舞，增强了我干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了帮助我，他还从县委派了一个叫吴秀英的女同志到大埔区，带领我一道工作。另外，区委书记兰志义同志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他一方面热情支持我大胆工作，另一方面经常指出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教给我一些工作方法。
那时，我工作积极性很高，也能吃苦。我不顾疲劳，头戴斗笠，脚穿麻耳草鞋，经常到全区下面的七个乡去了解、熟悉情况。有时，晚上哪个乡里开会，我也从区里赶去参加，黑夜里举着用竹片蘸上松油做的火把，或是提着灯笼，在山路上奔走着。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可是，真想不到，一次我在分配工作时，碰上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那天，区里临时开会，研究布置派区工作队下乡。当我宣布下到各乡工作队员名单时，区土地部的部长不服从分配，当场和我顶撞起来，还说：“你一个孩娃子，懂得什么!”并且拔腿就离开了会场。我感到他看不起我，当众使我难堪，气得哭了起来。后来，张鼎丞同志不知怎么听到了这件事，他耐心地对我说：“荣光同志，听说你哭鼻子了?哭就能解决问题吗?
土地部长是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同志，年纪大，工作上也很有经验，你要尊重他，遇事多找他商量，虚心地向他学习。他一时想不通，在会上顶撞了你，你心里不要记恨他，要耐心和他讲道理，他会想得开的。”张主席让我主动找土地部长谈话。我照他的话做了。果然，土地部长并不是故意让我下不来台，只是对工作有些不同看法。
我向他作了自我批评，他也检查了自己，并且主动地提出分配他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从此以后，我处处尊重他，他也热心帮助我，我俩关系一直很密切。那时，区工农民主政府只有十多名干部，工作任务很重，开会一般都在晚上，还要经常派工作队下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记得在那年六月开展“查田查阶级”运动中，张鼎丞同志反复向我强调说，这一运动关系到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一定要掌握好。
他告诉我们：“干部一定要深入到实际中去，认真搞好调查研究，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每一个村、每一个具体例子，都要进行详细了解、摸清情况；对划阶级成分的户，一定要有充分证据。区里领导干部决不能坐在上面，靠听取汇报和想当然办事。”根据张鼎丞同志的指示，我和区委书记兰志义同志带领区里的干部全都下到各乡，和乡政府一道开展工作。当时，我下到大埔乡。
一到乡里，我就一面找乡政府研究、布置工作，一面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经过了解，群众反映有家姓邱的富农让同姓的人给他隐瞒了财产和土地，因为姓邱的是个大姓，人多势众，村子里其他姓的人都害怕他们，不敢明着讲出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采取分姓开小会和个别谈话的办法，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详细摸清了这家姓邱的富农的土地、财产数目，终于查清了他隐地瞒产的情况，经乡贫农团大会讨论，按照党的政策，将姓邱的富农改划为地主。我们下乡工作，都是自带铺盖，所谓铺盖其实只是一条线毯子。到了乡下，有木板床就睡木板床，没有木板床，把两个长木凳绑在一起也能睡。有时就向群众家里借捆稻草，往屋子里的墙脚地上一铺，照样能睡，而且睡得挺香。
当时，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设在大埔区大埔乡。张鼎丞同志在这里工作期间，经常到群众家里问长问短，对大埔乡的情况很熟悉，谁家生活怎样，甚至连谁家娃子叫什么名字他都知道。一次，我向他汇报大埔乡在查田运动中，发现有一家贫农生活很困难需要救济时，他立即问我：“这家贫农生活为什么会这么困难，你了解过吗?”我说是听乡里汇报上来的。他说：“他家共有五口人，劳力少，还有个生病的老父亲。分田时，只分了三亩半地。主要是因为乡主席跟他合不来，给他少分了田。要让乡里把少分的田补给他。”事后，我到乡里一了解，果然如张鼎丞同志所说的那样。
通过这件事，我看到张鼎丞同志了解情况具体，工作作风扎实，也看出我自己工作还不深入细致。那时，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我当了区主席后，下乡和群众谈话时，都不叫我职务，直接称呼姓名。年老的长辈叫我的小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叫我“小赖”，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叫我“荣光”，听起来很亲切，心里也舒坦。因为群众没有把你当干部看待，而看做是自己的亲人。
东乡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生病在床，无人照料，生活十分困苦。我知道后，就买了一些药和吃的东西去看她，帮她挑水、打扫院子，还让乡里给了她一部分救济款。这位老人见我对她这样关心，又听别人说我是区主席，感动得流了泪。当时由于缺医少药，一到秋季，山区老百姓经常“打摆子”，流行得很广，影响了生产。区里除发动各乡积极防治外，还组织了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上山采集中草药，发现哪个乡发病，区干部就立即带领这些老中医赶去治疗，帮助群众解除疾病，群众都很感动。
区工农民主政府过的是集体生活，从区主席、区委书记、部长到炊事员，一律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每人十到十二两小米、五分钱的菜金，从来不搞什么请客送礼。张鼎丞同志每次下来，都和我们吃同样的饭菜，按规定付钱粮。县里的主席或书记下来检查布置工作，也从来不加菜，生活上没有半点特殊照顾。每个人都自备一个小草袋子，里面装上米，把米放在锅里煮，炊事员给每人打一碗菜，端着就吃起来。菜里缺油少盐，很少有肉，但大家照样吃得又香又甜。由于全区干部发扬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带领群众积极努力工作，这年大埔区“扩红”和生产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全区粮食产量增长了三成以上，被评为闽西红色模范区。
在九月份召开的大埔区工农民主政府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张鼎丞同志代表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向大会赠送了一面金字木匾。这块木匾有两米多长，一米多宽，周围用彩绸装饰着，上面写着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扩红生产战线模范区”。当时，有一首山歌生动地反映了我们根据地干部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也常唱起它走在闽西山区的小路上：哎呀嘞!——红军哥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脚穿草鞋走山路，哎呀同志哥，夜打灯笼访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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