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一开始，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就被扣上“叛徒”帽子靠边站了。十二局局长狄飞第一个被隔离审查。杨奇清为了保护一些领导干部免遭残酷迫害，做了大量工作，花费了不少心思，尽力之所能，缩小“文化大革命”在公安部的影响和危害。他反复强调“要正确引导，不要大轰大嗡”。他多次指出，“公安部不能乱，经过几十年培养考验的老公安干部一定要保住！在运动期间公安机关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
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安部召开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选出17人组成公安部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在部党组领导下负责领导部机关的运动。杨奇清曾多次提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要慎重，要讲究政策。
9月3日，李震调到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公安部领导重新进行了分工，杨奇清虽仍名列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但实际上已经开始靠边站了。10月，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公安部的造反派也紧步其后开始批判公安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标直指杨奇清，诬蔑他在主管运动期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造反派，是运动的绊脚石。公安部也刮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歪风，造反派开始批斗杨奇清，硬要他承认17年来公安工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杨奇清坚持原则毫不退让，始终认为17年来公安工作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成绩是主要 的。有缺点，有错误，当然他自己也有责任，但不能说成一无是处。造反派说他态度恶劣，从此便没完没了地批斗他，折磨他。谢富治追随林彪和江青一伙，罗织罪名，竟把对敌侦察工作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置广大侦察情报工作人员于死地。一次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个副主任拿着一份档案材料，当着谢富治的面逼杨奇清承认“里通外国”、“资敌通敌”。杨奇清严正指出：这是工作，这不是里通外国。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怎么能说是“资敌通敌”？
1966年底1967年初，谢富治和李震还嫌公安部的运动搞得不热火，亲自接见各局造反派头头，进一步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组织政法公社，在谢富治默许下进驻公安部大院，与公安部的造反派一起，掀起了揪斗老干部的高潮。他们联合召开了批斗汪金祥副部长的大会，并揪杨奇清上台陪斗。大会之后杨奇清和我被连续揪斗达半月之久，白天黑夜轮番围攻，不让睡觉，苦不堪言。
1967年1月，全国各地造反派相继“夺权”。在谢富治和李震等人策划下，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也进行了“全面夺权”。杨奇清坚决反对在公安机关搞“夺权”，他说：“在公安部门，不能搞‘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我要发挥专政机关的作用，加倍警惕敌人的破坏，绝不能搞乱搞垮。”谢富治听了很不高兴。杨奇清虽然屡遭谢富治的无理斥责和造反派无休止的揪斗，但他始终坚持工作，多次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并因此受到江青一伙的更残酷的迫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公然提出“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公安机关。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紧接着，全国各地刮起了冲砸公安机关、抢夺公安档案、残害公安人员，甚至乱放犯人的妖风，使人民公安事业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杨奇清面对自己长期献身的事业横遭摧残，心情十分痛苦。谢富治在“八七”讲话之后，指示成立了“杨奇清专案组”，剥夺杨奇清的工作权利，逼他交代所谓“罪行”。
9月，北京市公安局一侦察干部发现一起间谍案件，因市局领导同志或被关押或受冲击，无人负责，直接到公安部找杨奇清请示汇报。尽管杨奇清当时身处逆境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听取了汇报，并立即打电话请示了周恩来，和这个同志细致地分析了案情，制订了侦破方案。对于杨奇清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的崇高精神，这个侦察干部深受感动。他按照杨奇清的部署，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连破两案，有力地打击了外国间谍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国家的利益。
1968年1月25日，谢富治采取了从组织上砸烂公安部的具体措施，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当天，公安部除留下干部85人（一半是军代表）外，其余人员全部被送到中央政法干校集中学习。2月7日，公安部新的领导小组成立，杨奇清被排除在领导成员之外，同月，被送往政法干校参加学习。
1968年3月，“杨奇清专案组”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抛出一份杨奇清的“罪行材料”，诬陷他“盗窃中央档案机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通外国”。甚至连他的父亲和叔父都被说成是叛徒，革命家庭成了“反革命家庭”。3月13日，谢富治下令逮捕杨奇清，同时被捕的还有严佑民等人。
杨奇清被捕后，我被送到政法干校学习班劳动。1969年3月，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笔架山公安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后，又被送到湖北省沙洋“五七”干校劳动。
杨奇清在狱中尽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备受折磨，但他不愧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杨奇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50年代曾参与领导对一封涉及江青的匿名信的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诬蔑这是对她进行“反革命黑调查”。当审讯人员强迫杨奇清承认“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搞“黑调查”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搞的不是黑调查，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工作，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当审讯人员强迫他交代“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干了几十年公安保卫工作，缺点错误肯定不少，但要说我反对毛主席，说我是反革命，那是对我的诬陷和诬蔑。我没有一丝一毫可交代的。”他大气凛然痛斥道：“污蔑革命者是反革命的人才是反革命！”弄得那班人无言以对。1968年5月28日，谢富治一伙向中央报告，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等“出卖国家主权、里通外国、叛国投敌”。年底，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杨清的专案报告，批示“立即释放”。但谢富治一伙有恃无恐，拒不执行。
1971年7月，因我体弱多病被送回北京养病。后来参加了公安部大观园宿舍的家委会工作，担任副主任。
1972年10月，在周恩来一再催促下，杨奇清获准出狱，并被送往北京医院治疗。江青一伙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对此深为恐慌，硬说成是“保外就医”，继续进行监视和迫害。1973年10月，李震自杀身亡，“四人帮”的党羽硬说是他杀，又诬陷杨奇清是杀害李震的后台。他们无中生有，捏造说有两个局级干部带着谋杀计划去找过杨奇清，还说什么“杨奇清年纪大了，不能亲自动手杀人，但出主意还是可意的”。他们除诬陷老杨外，还夺次强迫我交代。1974年1月中央下令不让再追此事，但他们仍旧纠缠不休，并传讯了我一个月。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进行整顿。同年10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奇清、凌云、严佐民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干警的热烈支持，但碰到的阻力还是不小。有人在“四人帮”党羽的鼓动下竟然把“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大字报贴到杨的住处，恶毒地把杨奇清比作反攻倒算的国民党地主武装的反动头子。杨奇清对他们导演的这场闹剧，全然不放在心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去。但因在狱中遭受的残害实在太严重，不久便病倒，不得不住院治疗。
1976年清明节前，首都人民群众汇聚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写了大量的革命诗词。杨奇清的亲属、同事把这些充满激情与壮志的诗词抄给他看，他赞不绝口，直说写得好，这是人民的心声。然而这样的革命行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大批无辜的群众被抓了起来，我们的女婿也被逮捕。“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羽又借此大作文章，妄图把杨奇清打成他女婿的“幕后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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