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军区副司令是田松，很有本事，《林海雪原》开头描写指挥部布置任务的谈话场景，就是以田副司令为原型的。当时牡丹江国民党地下组织、警察、宪兵、土匪横行霸道，发生了五月暴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各方必争的战略要地，陈云、张闻天等都来过这里工作过。
剿匪斗争非常艰苦，曲波带着部队长时间地在深山密林打仗，我们很少有时间住在一起。当时我担任政治部秘书，曲波回来了就住在我们办公室单人床，往往是住一晚就走，第二天就得赶到剿匪驻地。每次回来人都显得非常疲倦，有时鞋袜都不齐全，脚趾露在外面。1946年冬天，他回来时身上长满疥疮，两腿都是，我从医院找来药膏，让他烘炉子，使劲地全身擦抹几遍。
那时听他讲过零星的剿匪故事，觉得战斗相当不易。座山雕被抓住后，关在政治部保卫处。我见过他，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小老头，长得有点怪。在屋里、走廊养了几盆花、几只兔子，让他种花、喂兔子。解放军没有对他惩罚，后来他自己老死在里面。
部队去东北前，从地方武装补充了不少力量，大都从县大队来的。曲波一直怀念的英雄杨子荣就是那时到了主力部队。杨子荣年纪大，打过游击。曲波觉得杨子荣经历多一些，性格稳当，善于与人讲各种故事，就让他当侦察排长。曲波在部队表扬杨子荣，说他对付土匪有大智。
后来有同志考证杨子荣是胶东水沟头村的，也有的说是别的村子的。后来曲波身体不好，也无法去弄准，就只说杨子荣是胶东人，当年是从地方武装编进来的，坐帆船经过龙口到达东北的。
曲波一辈子都记挂战友们，思绪时常回到茫茫的林海雪原。曲波转业后担任齐齐哈尔铁路车辆厂党委书记兼生产副厂长，平时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有空时就去车间聊天，工人们最爱听他讲剿匪的故事。到了晚年，他特地把当年自己受伤取出的弹片和一团沾满血丝的毛衣送到海林市烈士纪念馆（内有杨子荣墓地），带去了一份特别的生死之情。
1947年剿匪战斗基本结束，曲波所在的二团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一纵（38军前身）。曲波打仗多了，表现突出，威信也高。第一次负伤，由哈尔滨野战医院的日本大夫取出炮弹片，伤一养好就非要急着回部队。第二次在辽沈战役受伤就非常危险，肘关节打进了敌人的炮弹片。我当时在军队医院担任营级教导员，听说他在前方受伤，团里师里都不知他的下落，就焦急地到各家战地医院看入院名单和死亡登记簿。那时我已怀孕五个月，走到辽西河北交界的义县，看到入关的部队像潮水一般的排满大路。在路上遇到团宣传科长井毅，他告我曲波可能在清河域子医院。我打电话过去问：“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没有呢？”医院回话：“抢救过来了，还活着……”
我赶到医院时，看到曲波躺在门板上，头发很长，发着高烧，脸色苍白。他是股动脉受伤，大腿骨折。我到后正遇上他第二回出血，我也穿上手术服在抢救室，看到他的腹股沟还在跳，伤口化脓脱落。当时急需输血，我说，我以前给他输过血，先抽我200cc吧。大夫说，你还怀孕呢。我说，我身体好，没问题。过后我笑着对曲波说：“是我和孩子两人的血液救了你。”
1949年4月5日我生了一个儿子。曲波当时身体还很虚弱，还在我们医院养伤，很长时间都不能起床。右腿短了四厘米，走路摇晃厉害。护士们告他：“教导员生了儿子。”他是三代单传，高兴极了，非要起床。他架着双拐，由护士、警卫员搀着，一百米路停了三次才走到。孩子满月了，他在医院草地上铺上军被，把孩子放在上面，他拄着双拐静静地看着笑着。
下半年他能够拄着拐走，就非要出院回部队。听说重庆舰起义，要组织一个海校。他就给组织写信，信中写道：“苏联有个无脚飞将军。我不能干陆军，就去海军学校工作。”他去了安东海校，任二大队政委。校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培养的不少官兵后来都成了海军的骨干。
他在海校讲政治课，拄着双拐上课，讲近百年中国历史，做起义官兵的思想改造工作。他也听海军的业务课。后来苏联顾问说，二大队政委拄着拐，怎么上舰？应调往其他地方工作。曲波知道后极为情绪化，他说，我在舰上坐着也能指挥。总政来人找他谈话，让他上陆军院校。曲波个性很强，他说他不去。
当时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刘居英曾在1943年胶东平反冤案，表扬过曲波和我在肃托运动中表现很好，说真话，不乱咬别人。他劝曲波转业，上铁路部门搞工业。1950年12月，曲波依依不舍地脱下军装，担任沈阳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副厂长，后来又到齐齐哈尔车辆厂当书记，全厂约有一万余人。他是二等甲级残废，当时都是拄着双拐奔波。
1955年初，中央决定所有机械车辆厂归一机部管理，曲波和我就奉命来到北京。曲波担任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分配住在百万庄辰区一机部宿舍两居室，一住至今就是五十多年。
1955年还在东北时，他因反对苏联推行的“一长制”而挨批，在委屈情绪中不由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一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孙大德、刘蕴苍、刘清泉、李恒玉等。他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写了一部分文字。
在战争年代，我们俩都在前方后方工作，只有到了齐齐哈尔才有了一个家，当时已有了四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有两三岁了。工厂离宿舍较远，有时踏着大雪归来，就会想起飞袭威虎山的狂风暴雪的日子。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及抵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这段话写的很真切，确是他的肺腑之言。在东北时他已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地写出一些章节，不满意的地方又给撕掉。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里加班工作。
那时家中写字桌中间的抽屉一直是半开着，一听一机部邻居同事来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的缺点是爱面子，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会问下班后哪有这么多精力写字？又怕人说不自量力。
我支持他写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抄稿员。参军前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他是小学五年级半。他小时看了《三国》《水浒》《说岳》等，影响不小，参加革命后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时一天写一万字，我再用两三天抄出来，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
家务事我全包下，他不管也不会家务事。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到西山去玩，就是让他在家安心写作。
有一次一机部办公厅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曲波事先已看过一次文件，他就坐在会场里佯装做记录，专心在一个小工作本子上写出了“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章。
家中房间少，放不下两个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个章节，就用缝孩子毛衣的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小说完成后约有四十多万字，我买了做衬衫的两米布，剪了两个包袱皮，将文稿装了两大包。
我们家的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挂的牌子中有一个是“中国文学杂志社”。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们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他们问写的是什么语种，曲波说，“写的是中文。”外国专家就笑着说：“我们是把中国文字翻成外文。”他们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们坐了公交车去了，曲波对接待的人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曲波再三叮嘱打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怕机关知道走漏了风声。
出版社的龙世辉等编辑看了，打电话到我们家，说：“你来吧。”曲波去了以后说：“我取稿子来了。”没想到龙世辉却说：“我们确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知道后，先在《人民文学》选发了《奇袭虎狼窝》章节，并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书出来后就有了不小的反响，买书的人不少。曲波的一个堂兄弟不知写书之事，书出来了送给他，他拿到书大吃一惊。
《林海雪原》火了以后，曲波没有到处做报告，很低调，只是到北海公园参加了活动讲了话。他很快就到四川德阳二重厂当生产副厂长，厂长是一机部副部长景晓村。
曲波是2002年去世的，病重时曾五次住院。他总说自己身上有一股革命的英雄主义，经历过严酷的战争，受过重伤，经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都坦然面对，从容对付。我觉得，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形象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分取自他自己的经历。在小说中，可以找到他们那一代军人牺牲奉献的高贵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时代内涵。
（作者：刘波，生于1924年，山东龙口人，1938年入伍，1939年5月入党。长期从事医护工作，离休前任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
浏览：541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