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为了支持和推动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万隆召开的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身份随团前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这次会议极端仇视，派出大批间谍特务破坏分子，力图阻挠会议的顺利进行。美国派出了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不少是专事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特务。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组织了众多的特工人员来到万隆，并由一名头子亲临指挥策划。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即在香港以安放定时炸弹的罪恶手法，使代表团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飞往印尼途中爆炸。会议期间，他们又唆使和收买一些反动分子，在中国代表团经过的路上，混迹于人群中拥挤起哄，呼喊反动口号。他们还丧心病狂地组织了由26人参加、人人都配有无声手枪和匕首的暗杀团，并且内定刺杀代表团1人赏20万盾印尼币，刺中周恩来赏40万盾。敌情复杂，形势险峻。杨奇清沉着冷静，对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他与我驻印尼大使黄镇商量，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印尼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将有搞行动破坏的嫌疑分子逮捕起来，另一方面从内部入手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和安全措施，组织进步华侨协同搞好保卫工作。得悉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代表团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时，杨奇清立即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明确职责分工，要求代表团代表、警卫人员、翻译和随团记者各司其职，不得有误，务必保证周恩来总理的安全。与此同时，他还和黄镇大使向印尼外交部递送备忘录，再次要求印尼政府切实保证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杨奇清既是代表团保卫工作的指挥者，又是从事具体工作的警卫员。周恩来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为了促使会议开得成功，周恩来白天开会之余一有时间不是到各代表团访问，就是同华侨、记者交谈，夜里还得批阅文件和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万隆会议开了7天，周恩来总共才睡了13个小时。杨奇清只有在周恩来在住地办公时，才得稍稍休息。尽管身处异国，人地生疏，敌情严重，条件复杂，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杨奇清依靠代表团全体人员，依靠当地进步华侨，采取有效措施，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化险为夷，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破坏和暗杀阴谋，胜利地完成了使命。
1956年春，为了掌握了解劳改部门管理和改造工作的实际情况，获取第一手资料，更好地指导工作，杨奇清深入到各地劳改工厂和农场进行调查研究，同战斗在第一线的管教干部具体讨论如何改进工作，更好地贯彻执行教育改造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在广西的一个劳改农场考察时，他亲自深入到犯人中间，详细了解犯人的生活和管教情况。随行人员和农场负责干部担心他住在农场不太安全，建议他到条件较好的招待所去住，但他不肯坚持在那里住宿。
同年，杨奇清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9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大会。中共八大之后，杨奇清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1957年初冬，杨奇清在党校学习结业，回公安部工作。
1958年6月23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时期，许多同志头脑发热，有人还在会上提出“运动万岁”的口号。杨奇清作了题为《认真学习党的肃反工作历史经验，更好地完成公安工作的任务》的总结报告。他不能撄其锋，只能以亲身经历回顾了党的肃反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着重阐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工作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同志有所冷静清醒。
1959年4月，杨奇清应邀访问德意民主共和国，并观摩了该国内务部系统体育运动会。5月，在返回祖国途中顺路访问了苏联列宁格勒、基辅等地，考察了尖端工业的保卫工作。
1959年9月，罗瑞卿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谢富治继任公安部部长，杨奇清仍任副部长。
1960年3月18日，北京某饭店发生了一起伪造国家领导人签名从银行支取20万元现金的大诈骗案。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公安部门限期破案。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公安部领导下组成专案组，展开侦察，但由于仅有一纸伪造领导人批示报告，再无别的线索，进展比较缓慢。周恩来指名由杨来指挥侦破，并亲自与杨奇清谈了话。谢富治见契案进展缓慢，提出要把饭店提供情况的两个人抓起来。杨奇清认为捕人没有根据，决定不执行谢富治的捕人命令，并对专案组人员说，“上面的工作由我负责去做，你们不必担心。”他要求技术人员发挥现代科技力量，对纸、笔、墨、笔迹作鉴定分析；同时召开电话会议，将案情通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要求通力合作，协助破案，把发动群众查找罪犯和加强专案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杨奇清还和专案组一起再次到发案现场勘察，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回忆发案时的情况，终于弄清了发案经过和犯罪分子的面貌特征。为了澄清各人回忆的差别之处，座谈后他召集有关人员在现场进行模拟，重现发案当时的情景。杨奇清和专案组全体办案人员，日夜奋战，终于找到了犯罪分子。直到此时，杨奇清也没有轻易下令捕人。为了做到准确无误，他再次指示办案人员对全部情况反复核对。4月4日，在一切核实确凿无疑的情况下，他才签署命令，把罪犯逮捕归案。审讯中，该犯供认不讳。办案人员破获了作案用具和绝大部分赃款及一部分焚毁的余烬。事实证明，原来谢富治要捕的那两个饭店工作人员和犯罪分子毫不相干。
1965年9月，我调任公安部十二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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