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驻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换将，冈村宁茨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到任后，在继续执行多田骏囚笼政策的同时，推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在日军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冈村宁茨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边沿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民主根据地）。对这三种区域分别采用清乡、蚕食和扫荡的办法。在“扫荡”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通过侦察和频繁“扫荡”寻找和袭击抗日根据地内党政军首脑机关。为了适应频繁的反“扫荡”的需要，八路军总部机关实行了军事化，野战政治部编为第四、第五两个连。平时进行机关日常工作，战时即成为连队，进行反“扫荡”。还有一个战斗连，负责保卫四连、五连的安全。
第一次遇险是在敌人扫荡时。四连、五连已转移，我们几个因检查纪律出村晚了，当我们在一条山沟中行走时，忽然从后面冲过来几匹马跑到我们面前，马上的人二话没说就把我们拎上马背，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等把我们放下马后才知是自己人。他们说你们不要命了，随后指着那条沟的出口让我们看，只见密密麻麻的日本鬼子，吓得我们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次遇险是在日寇“五月扫荡”中，我被日伪军合围时抓获。1942年5月18日，日军采取用“铁壁合围”，陆空配合向太行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发动“大扫荡”。由于敌人是有预谋的，将我八路军总部机关和北方局机关包围在十子岭一带。5月25日中午，敌机开始扫射、轰炸。我军掩护部队同地面的日军交火，枪炮声由疏而密，由远而近。情况很紧急，但敌情不明。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在南艾铺村外小树林中研究突围方案。决定兵分两路，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由彭德怀、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围，野战政治部和后勤部由罗瑞卿、杨立三率领向武安方向突围。突围中，同敌人进行激战，我军伤亡很大，左权参谋长头中弹片，壮烈牺牲。
当时，杨奇清正在武安搞反“蚕食”。因我当时已怀孕，从麻田到了武安，身着便衣准备去敌占区生孩子。当杨奇清闻讯罗瑞卿带队突围到武安后，立即指挥当地武工队狙击追赶的敌人，直到掩护罗瑞卿等人安全转移。他又返回找我，见我行走不便，就留下公务员史海生照顾我，将我们与老百姓藏在一个山洞里，他率队杀出敌人的重围，收集冲杀出来的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边打边转移，与总部会合。
大部队突围后，敌人进行搜山，因我行走不便，被敌人从藏的山洞里抓获，我混在一群老百姓中被敌人押往武安县城，关在看守所里。第二天上午，敌人对抓获的人进行审问。因我身着便衣，又怀着孕，我说我是医院一个大夫的老婆，自己编了一个名字。敌人看我是一个家属，就把我留在武安看守所。在审问中发现有问题的或有怀疑的人则被押送到太原。史海生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因穿着八路军军装，被敌人当成军人送去了太原。我与留在看守所的同志们就组织起来，做看守员的工作。因八路军在当地力量很大，看守人员也怕我们八路军便衣找他们算帐。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在看守所里怎么都行，但就是不能逃跑，因你们跑了我们不好向日本人交待。
被关押的人中有一个是当地的伪保长，是以抗日嫌疑犯罪名被关起来的，他家里每天给他送饭。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发觉他还是很同情我们的，我就托给他送饭的家人带出一份信，送到六分区司令部。适逢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黄镇在六分区，他即派人将信速杨奇清。后来杨奇清通过关系将我保释出来。回来后，我将被俘的情况及看守所的情况向组织如实作了汇报，组织审查后认为我没有暴露就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随后，老杨将送到了麻田。1942年8月我在那里生下了大女儿晓林。产后不久，我就上了班，仍在锄奸部二科工作。
1943年1月，锄奸部派我到武安县羊邑镇派遣站工作，任副站长兼党支部书记。羊邑镇是一个农贸集镇，是勾通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业中心。这个联络站主要是负责掩护外派的同志，迎接从外面回来汇报工作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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