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决定得到抗大和陕公学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随即进行出发前的整编。抗大除留下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后，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后改为青年纵队），由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抗大四个大队改称一至四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称为独立旅，全纵队共有5000余人。我也和从卫生学校抽调出来的部分医生护士编队随第五纵队出发去太行。
1939年7月10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空气十分清新，延河边杨柳依依，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一万余人在飞机场冒雨敲锣打鼓、挥舞彩旗欢送抗大东进的队伍。罗瑞卿对欢送群众简短致辞：“日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后去坚持抗战！”罗瑞卿的告别辞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抗大的队伍在锣鼓声中和此起彼伏的“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中出发了。
几天后，罗瑞卿率领导部队渡过黄河到达永和关后，得悉汾河涨水，不能徒涉，同时日伪军正在对晋西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敌情也有变化，按原定行军战线行动已不可能，罗瑞卿乃率领先前部队又折回黄河以西，返回延长县。
8月初，经请示中央，纵队分为三个梯队先后从延川、延长出发北上，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到盘堂，分批乘船渡过汹涌彭湃的黄河，抵达晋西北根据地。在盘堂过黄河时，因我突患伤寒，无法随大队渡河，就被留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里养病。待病好后，地方政府派人把我送回了延安，回军委锄奸部二科工作。
过了几个月后，八路军总政治部锄奸部要人，军委锄奸部又派我到前方去。第一批到前方的是由邓小平同志带队，第二批是由周恒同志（八路军前方政治部组织部长）带队，我随第二批人员出发。我们这批大约有200余人，分乘几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到西安。当我们行到三原县时，车队被驻守的国民党部队扣留，国民党士兵让我们下车，我们坚决不下，老同志在车上就和国民党士兵争吵。后经与延安和西安办事处联系，国民党才放我们的车队到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都换上了国民党的军装，我挂的臂章是排级司药。随后，我们集体乘坐火车到了河南渑池，从这里坐小船渡过黄河，经高平到了壶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不久又随锄奸部到太北总部驻地，在这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被派到八路军总部卫生部任特派员。当时，卫生系统很分散，医院都设在山沟里，我就骑着马到处跑，广泛了解情况。
1940年5月，我被卫生部送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了半年。1941年2月，我又被分到八路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一科工作，任科员。一科主要是负责情报工作，我担任内勤，管理特费。因保卫部设有一个侦察队，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各种情报送回来经我整理汇总后，送保卫部领导批阅后转送总部领导阅处。李广祥同志当时也在一科工作，他负责外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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