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我作为第二批被罗山地下党组织送往延安。到延安要从西安转道。我带着大家给我筹集的50块大洋和给铁路上一个关系开的信，和几个同学随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曹靖华的爱人（她家是罗山的，带两个孩子到西安）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按照组织的要求我们就通过联系人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但只接触一次后联系人就不知下落了。后由曹靖华帮助我们与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并送我们到了办事处。
当时，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人很多。西安办事处把我们送往陕西三原县云阳镇青年训练班进行学习。胡乔木、张琴秋、冯文彬等同志在这里负责。学习期间，由于河南地下党的介绍和我的努力，1937年12月，训练班指导员李秀英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三个月的培学后，一部分学员被直接分到各个战区工作，我被一部分同志被送往延安。当时的环境艰苦，我们是步行到延安的。
1938年4月，我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被编入第四期三大队五队学习。进入抗大后，我感到这里气氛非常好。同志们之间相互关心，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在这里学政治、学军事。政治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军事主要是游击战术和运动战等。三个月后我被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学习期间，我还被学校发展为“网员”（基层保卫组织成员）。在抗大学习期间，我给河南罗山写信。我弟弟收到信后又带了几个青年到了陕北，进了陕北公学学习。因为日本鬼子占领了风陵渡，我的小妹未能带来。
经过抗大6个月的学习后，我毕业了。我们是由河南地下党送到延安学习的，培训完后还要回到河南工作。后因国共关系紧张，一时难以返乡。我正在等待时，中央军委锄奸部向抗大要人，挑选了我和陈宜萍、李宁（李克农同志的女儿）等几位女生。
1938年10月，我进入中央军委锄奸部一科任科员。一科是搞派遣工作。我到后锄奸部吴既之部长找我谈话，和我谈完工作任务后对我提出了要求：“干锄奸工作机密性强，你知道的不能讲，不该你知道的不能问。”几十年来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两句话。
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把我调到了二科，二科是负责教育工作。当时国共统一战线已形成，有许多同志对建立国共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够，他们痛恨国民党，不愿意穿国民党的军装。为此，中央军委锄奸部将团以上单位的特派员分批集中起来办训练班进行轮训，讲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团结斗争和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提高思想认识。让同志们认识到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地主、富农只要抗日也是团结的对象，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3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在陕西户县建了一所卫生学校，为前方培养医务人员。学校的老师大都是全国各地投身延安的专家和教授，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因此，卫生部向锄奸部要保卫干部，我就被派到了户县，在卫生学校政治处担任保卫干事。我每天都深入学校到学员中去了解情况，并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密切掌握各种敌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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