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我从北平秘密出发，在张家口受训、入党，再被派回北平。当时我是北平市立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归华北局城工部学生工作委员会下的中学委领导，在李霄路、黎光、李营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1948年7月毕业后，学校分配我到唐山铁路厂当技术员。当时这个工作可是很不错的，我们学校第一名、第二名分配到石景山钢铁厂，然后就是唐山铁路厂。三个月后，即1948年10月，组织上将我调了回来。
为了解放北平，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11月就给我们布置了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是迎接我军武装进城，再有就是争取和平解放。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发展壮大力量，为配合武装进城及今后的新中国建设储备力量。我当时回北平有一个重点就是做流亡学生的工作，当时山西省的学生都陆续退到太原，退到太原的这批学生后来都坐飞机来到北平，山西的地下党被破坏得很厉害，情况比较复杂。这些学生来北平后，开始住在天坛，后来在内务部街找了一个大四合院让他们住下。当时正值北平的学生放寒假，都回家了，临时组织起来有些困难，而这些山西来的学生住得比较集中，有2000多人，可以随时拉出来组成一支队伍，这是我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到1949年1月，我重点联系的这所学校山西临中，已经发展到了20多个地下党员、200来个盟员，整个学校的学生会和主要社团基本被我们控制了。再一个事情，就是安定人心。当时我们印了大批入城布告，发到各个支部，晚上党员、盟员就发传单，每条胡同一家一家地从门缝儿里塞进去。还有一件事就是警告敌人。当时我们用“地下军”的名义写了好多信，所有我们知道的特务，都给写了信，警告他，你要将功赎罪。最后，为配合解放军武装进城，我们准备拉出队伍，保卫物资，维持秩序，尽量减少损失。
北平地下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紧接着就是2月3日的解放军入城式。当时我分工负责的地段是前门大街，上午8点多钟，一队队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的学生和南城一带的中学生，打着红旗，吹着号、敲着鼓、唱着歌，分别来到前门大街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市民也有好几千人站在大街两边等候欢迎，街上一片喜气洋洋。欢迎解放军的学生都跑到坦克上去了，人们迎接解放军的那种热情真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种终于“解放了”，终于看到亲人了的感情，真正是发自内心的。
党中央和北平市委马上决定，地下党可以内部公开了。地下党内部公开的会议一共开了两次，我参加了第一次公开会议。这一天，我记忆犹新，心中充满了胜利和光荣的自豪感。
那天是1949年2月4日，地点是宣武门外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当时北平所有的地下党员一共有3000多人，由于会场容纳人数的限制，全市3000多名地下党员中只有2000多人参加，主要是华北局城工部学委（含文委）、市政工委、铁委和平委总支委员以上干部。
我们这些去开会的人中，有的还戴着大口罩、戴着帽子。因为做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的，不产生横向联系，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很多人彼此都不认识。那天，我们见到了很多领导，林彪、彭真、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赵振声（即李葆华）、刘仁等等。每个领导都上台讲了话，我记得林彪是第一个讲话的，他一上台，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北平的地下党员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哎呀，就这一句话，全场欢呼、沸腾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把帽子都扔上了天，大家摘了口罩，彼此相认，互相指着对方“原来是你呀。”然后欢呼，握手，拥抱。那个激动，那个兴奋，真是！60年了，到现在都忘不了。
我所在的学委（即城工部学生工作委员会）又分大学委、中学委和中小教委，应该说是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一个委员会，当时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下党员是最多的，清华和北大都被称为“小解放区”嘛，说明我们在青年学生当中的地下工作还是相当成功的。我们这批人当中有脱产做地下工作的，我当时也是脱产的。我们都是用假名联系各个学校的支部，我曾用过李正文、李民等名字，有些同志就管我叫小李。那天我们这个方阵的中学学委书记李霄路向大家介绍我，说我的真名是王大明时，我负责联系的山西临中、男二中和大同中学等几个学校的地下党员们，都兴奋地指着我：“原来你叫王大明啊！”他们一下子把我举起来，抛到半空中，记得那天我还穿着长袍呢，把我弄得挺“狼狈”的，但是那天大家真是非常兴奋，都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觉得我们终于胜利了，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当时真是有那样的感觉。
我记得那天的会开了一整天，从早上一直开到傍晚，晚饭时每人还发了一个山东馒头，吃起来真香啊！这次大会是全市地下党员的第一次公开聚会，是北平地下党的一次胜利大会师，也是显示北平地下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刘涌、王大明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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