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解放区的地方工作打开局面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当时除豫西重镇洛阳以外，郑州、开封、西安、安阳都未解放，河南省饱经水、旱、蝗、汤（汤恩伯）的祸害，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土顽势力占山为王，拥有大量枪枝武器（如我住过的洛阳附近的一个平乐村即有六百条枪），对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每个村寨都有土围子，四面有护城河，村村有寨墙、碉堡和吊桥。那时，除国民党正规部队与我对峙外，遍地是土匪、还乡团、红枪会、庙道会、九宫道暴动，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许多地区在开辟工作中，要遇到反抗和报复，形成拉锯局面，今天是解放区，明天又成了敌占区。包括已解放的洛阳城里，也时常发生反革命和反动会道门暴动。
邓小平同志那时只有四十来岁，他雄才大略，刚毅果断，领导着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的军政工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尊重事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那次欢迎南下干部大会上就给我留下了最初的极为深刻的印象。中原解放区开辟工作取得了那样大的成绩，但在他的口中只有一句话，还是引的毛主席的话。他说：“中原解放区的工作也取得了成绩，这成绩让毛主席说起是很大的”。通篇讲话，成绩不多说，但对工作中出现的教训，却摆的很细。他回顾了中原区的艰苦斗争，指出在新区必然会遇见困难，但好多困难是自己造成的。特别是地方上错误地搞了走马点火式的急性土改，破坏了工商业，没人纳税，最后地主上山，富农上山，贫下中农害怕报复也上了山。小平同志说，毛主席当时针对新区工作有七条宝语。即：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发展进步势力，打击顽固势力。中原局以此为根据，结结合实际总结工作，提出了系统的正确的方针策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纠正了工作中“左”的错误，发动和依靠群众，才使解放区不断扩大和巩固，最后赢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四）
中原解放区的干部队伍是由几方面的力量组成的：晋冀鲁豫边区（又分太行与太岳）、晋察冀边区（又有北岳与冀中）、华东区（包含胶东、鲁中）和河南当地地下党的同志。那时真正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中原来了。
南下出发时，刘少奇同志曾提出，你们到新区去，要争当副职，各级干部南下前是正职的要争当副职，正职让其他解放区去的同志担任。当时中央是这样号召的，大家也是这样执行的。不论组织上怎样安排，同志们都是考虑革命工作，不考虑个人得失，什么要官、跑官，根本就没有这种事，连听都没听过。各个解放区去的同志和睦相处，互相支持。就以我后来分配到洛阳市公安局工作为例。小小的一个科，除我之外，吕永盛、马宪山同志是华东来的，许国平、赵善昌同志是晋察冀的，孙世康、杨志德同志是晋冀鲁豫的，周群贤同志是地下党的。大家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五）
南下欢送会上，少奇同志讲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当时针对部分家乡观念较重的同志说：“有同志问，我们此去还回来不回来？现在我代表中央正式答复，你们永远也不回来了。”少奇同志解释说，大家要把前进中的困难估计的大些、严重些，如果遇到的困难比估计的小，那就容易承受；如果将前途估计的很顺利，一旦遇到意外的困难，往往吃不消。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北方同志家在山区的多，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叫作“宁过千座山，不过一条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我们从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宣化等城市撤往冀西山区时，就有同志眼含热泪对送行的老乡说：喂，你回去告诉俺娘，就说俺过了桑乾河啦。这次南下是要跨过千座大山（其中有太行、王屋二山），要过一条大河（即黄河）。现在有飞机、轮船，跨河跨江大桥，高速公路。那时过黄河可不简单，是乘小木船，不仅河上恶浪滚滚，还要躲避敌机轰炸，船工为了求得“幸运”，在拂晓前，先要烧香拜佛唱一阵船歌后才开船。听少奇同志这么一讲，绝大多数坚定分子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慨，更加坚定了；个别动摇的人，半路上开了小差，甚至有一位地委级的干部，也“腿肚子朝了南”。这些人活了下来，也许今天都还健在，他们此时的心境如何？就不用我说了。我深切怀念那些为了新中国诞生，为了解救新区人民而献出宝贵青春的同志。我们行军中每天都有打前站的，天不亮就起身，提前赶路，沿途探路、插路标、号房、埋锅造饭，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当时我正值弱冠之年，与我一个班有几位小青年，比我大一点，如有一位史善述同志，高高的个子，结实的体魄，河北满城人。我们时常被分派打前站，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的。我跟他们说，我是从北京跑到边区参加革命的，对北京很熟悉，等全国解放了，我带你们去逛天安门、故宫和颐和园，他们都挺高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但令人终生遗憾的是，史善述等几位同志永远也没有回来，一过黄河就牺牲了。他们年少的身躯至今安卧在黄河岸边，听着巨浪的咆哮和后来人前进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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