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1960年。
当时的国际形势异常严峻，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加之中苏关系恶化，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不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叫嚣，而且是不断派遣特务过海登陆。国内正在经历严重的自然灾害，年轻的共和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6·12”反革命传单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6月12日晚上，在上海的八个区县几乎同时发现了煽动推翻现政权的反革命传单。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在上海召开，这个时候出现反革命传单，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周总理批示，组织精干力量，尽快破案。
我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五处的处长，这个时候带着处里的二十多名干部，已经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警卫工作。市局局长黄赤波命令，让我立即回到处里，集中全力，配合其他处和分县局侦破此案。
我回到处里，取消了全体干部的休假日，对侦控对象接触的关系人展开调查，收集“6·12”大案的线索。
到了1961年月11月18日，虹口公安分局向五处交了个案子，涉案人员李学勤、李克梅、李玉兰等组织反革命组织，要求五处派人侦查，后又交办了马益轩。
在监控中，侦查员发现，马益轩两次到蒙自路某号。
蒙自路某号的户主叫朱世歧，在上海冶炼厂工作。
为了摸清朱世歧的情况，侦查员到上海冶炼厂调查，意外发现冶炼厂的黑板报上字迹跟“6·12”反革命传单案上字迹相似，而黑板报的抄写人正是朱世歧。侦查员查阅了他的人事档案。
朱世歧念过私塾，其行文方式跟传单接近。
进行查对，证实朱世歧笔迹跟传单上的笔迹一致。□王邦俊口述 范晋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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