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党的决定让我父亲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与他们称兄道弟，“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心交心”，常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他们对父亲毫无防备，能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当时公安局局长李孝康、侦察科长石英才（后任山西省公安厅厅长）。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石叔叔“提审”我父亲，与李孝康局长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破获了这起反革命暴动，为保卫新生红色政权做出应有的贡献。爸爸在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我。”
然而，我们全家在社会上却是“反革命特务家庭”，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意料不到的唾骂袭击，街道上的先进革命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的情况，我们全家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全家继续忍辱负重，在党的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后来，父亲因“认罪态度好”而被“放出”。父亲回到家，我不认得他了，头发、胡子很长，人很瘦，爸爸走到我跟前轻轻地叫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爸爸，搂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来，爸爸、妈妈都流泪了。
根据当时阶级斗争形势需要，党组织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父亲当老板，当时叫“掌柜”的，该商店是我党隐蔽侦察点。后来，公安机关在新乐路原地下情报站处又给我们家建了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临街高大的门楼下是两栅大黑门，门上两个对称大铜环，与当时街两旁又低又黑又破小房屋形成很大反差，看起来像是十分富有之家。对外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我公安机关隐蔽工作办公地点。我们全家住在这个大院，为父母亲和他们战友们继续潜伏隐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作用，我家由建国前的党的地下情报站延续到建国后的党的隐蔽侦察点。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各自公开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夜间到我家开会。他们是赵树林、齐云鹤、刘石河、刘世英、杨志勇、席永洲叔叔。在我的眼里，他们是一支组织性很强的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神神秘秘的队伍。我模糊地记得，他们每天来得都很晚，大都在我们睡下后悄悄到最里面的房间。那里是他们的办公室，我和妹妹都亲切叫它“小屋”。这个小屋充满了神秘感，因为在大院里人们只能看到四间房，只有进到我们客厅里才能看到这个小屋。小屋里面放有当时很高档的办公桌椅、书架、茶具、收音机，墙上挂有地图。平常锁着门，而且门是全封闭的。爸爸、妈妈和叔叔们工作到很晚。有时，半夜爸爸常过来给我们盖被子、喂水喝，他们还在工作着。
根据当时阶级斗争需要，隐蔽潜伏的任务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专搞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新美”，领导人是我父亲；第二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代号“市军”；第三是专搞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代号“乡中”。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我爸爸代号是“112”。他所领导的下属也都有代号。爸爸和他的战友们怀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深厚感情，忘我工作，他们凭借超群的政治敏锐性和非同寻常侦破经验，破获多起书写反动标语、危害共和国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暴乱、爆炸、暗杀等政治案件，抓获多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为了祖国和人民，他们甘当无名英雄，无怨无悔。
父亲于1968年结束了他潜伏生涯。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公开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省政协引起很大的震动，一个资本家怎么忽然变成了共产党员、老红军？不少党员干部去找他谈心，说对不起，以前对他的态度恶劣。父亲和蔼地安慰他们，并夸他们立场坚定、做得对，使大家消除了思想顾虑。
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1992年，父亲在鲜花和热烈的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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