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这个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是总站。由于我父亲、妈妈和各位叔叔的掩护，一直工作到解放也没有暴露。
1941年9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父亲到中央社会部报到，报到后便送他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收集军事情报和爆破技术。负责教学任务的全部是苏联教师，但不知姓名，学员之间也互不通报姓名，只以代号相称，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党的优秀特工人员，将要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从事收集日伪军事情报工作。
一天，中央社会部部长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同志共同与父亲谈话，决定派他到敌占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并详细交待了任务和组织纪律。要求父亲只能与这位社会部负责同志单线联系，受他的直线领导，不得与其他人发生任何关系。这次派出的任务是：到东北哈尔滨找到地下党联络站取到地图与详细的图纸。如果日本侵略军北进，可能会进攻苏联，父亲就去秘密爆破指定目标，以破坏日本侵略军进攻苏联的计划。这个目标就是伪满洲齐齐哈尔市的一个日本控制的工厂。如果日军南进，另按其他方案行动。社会部部长交待任务后命令父亲要坚决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准擅自行动，以免引起国际纠纷，并要求他自己单独过组织生活，不准与任何人、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任务完成与否，均不得暴露个人的身份。
父亲按照党的指示于1941年11月离开延安出发到敌占区单独执行“潜伏”任务，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到敌占区后，按中央社会部指示，父亲曾先后在天津、北京、郑州、新乡等地一边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一边寻找党的关系。
在敌占区寻找地下党组织是很困难的。只有团结进步青年群众在自己周围，党就会发现你。为了找到党，父亲利用在新乡火车站负责货运调度的有利条件，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秘密组织他们学习，给他们讲解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以及党的政策、根据地的情况。1945年父亲找到了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并按在延安中央社会部规定的联系方法写成电报由郭回根据地与中央联系。按中央指示，只有在与中央联系时才能同时用两个名字，一个是隐名，一个是真名。父亲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写给中央联系电报上他同时签上了这两个名字。中央回电是：你找党，党也一直在找你。父亲在革命处于低潮逆境时，历尽艰险地寻找党，找到党后又义无反顾地为党工作，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
1945年，党中央决定要在新乡设立冀鲁豫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司令部位于河南濮阳清丰县单拐村，父亲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司令部。父亲任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地点就是解放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后来，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千里迢迢告别养育她19年的父母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革命家庭，协助并掩护父亲工作，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传递军事情报。听父亲说，为了更好地掩护、保护情报站的安全，党组织要求妈妈尽快学会打麻将和抽烟，这对一个农村长大的女孩子真的太难了！父亲教她，使她很快适应并能单独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在此期间，父亲以他在铁路任职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以超群的智慧与胆略不断地将敌占区的军需物资辗转运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解放区，多次护送和掩护我党重要干部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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