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能说当时南下干部就是来掌权来坐享其成来了，当时当地土匪、国民党散兵游勇、反动会道门等依然猖狂，就曾发生过六千人攻打一个闽北重镇邵武（咱们的武装不过二百余人）的事。当年古田县的南下干部差不多全是平顺人，父亲隔壁区（杉洋镇）的四位同乡就在一次意外失利中一人当场牺牲，其余三人全叫当地土匪给活埋了。父亲有一回下乡征兵（或征粮），途中也被土匪包围，幸好通信员冲了出去（秦按：即使是当年，也只有地委以上干部有警卫员，通信员是公用的），小伙子是本地人，他冲进村子一阵喊叫，青壮年老乡们全都跟着冲出来，有人敲响铜锣，用地方方言大喊：“快去救秦区长啊！”父亲才得以脱险。如果当时没有乡亲们拼死营救，自然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了。不完全因为血缘的关系，我要“美化”一下这一代人，实事求是地说，当年的这一批南下干部还是很“清官”的，毕竟毛泽东、朱老总、周总理、邓小平、陈毅等人的榜样摆在这头，还有刘青山与张子善的榜样摆在那头。也不是没有人腐化，但速度绝对赶不上文化大革命时掌权的那些“造反派”，否则也不会在“四人帮”倒台后，当地老百姓一见到这些曾被打倒的老干部，一耳闻那熟悉的山西腔普通话，个个都亲切的不得了，有的老人甚至痛哭流涕。我看今天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怎么看都有点像当年大陆“执政”后的“造反派”，除了当年就已弄出了“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的舆论外，一是都更贪；二是都更能说。
小时候，对这一批山西人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位干部的母亲。这位叔叔当时任县粮食局局长，我们常能在街上见到他的小脚老母亲，那年头小脚妇女多了，不算稀罕，关键是她老人家有时腰上竟扎着根草绳，草绳扎着的，依然是老土布褂子。她只要在路上见到点什么可以再利用的东东，一定会捡拾起来带回家去（估计绝大多数只能用来当柴火），而她的儿子居然既不干涉母亲的行为，也不像有些干部一样，干脆将老人送回老家了事。
父亲的后半生，基本上都在县里工作，他的那点文化知识，还是在工农干部速成班里学来的，恐怕也只能在小县城里工作吧。后来他做过古田县农会主席、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秦按：过去家中存有不少“镇反”与县里重要司法活动的照片，可惜现在已不知去向，要不也是珍贵的史料，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手下有南下服务团的干部，他可是在上海征召的名牌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1958年大炼钢铁，父亲被调到三明炼钢厂当厂长，工厂下马后做了几年泰宁县副县长（秦按：该县曾是福建最贫困县之一，人口也少，始终保持与中国总人口万分之一同步。因其贫困，城里人也长期没钱改造或拆除老房子，如今好了，留下的老房子统统成了古建筑，自然也就成了本地旅游的金字招牌，若干年前被央视评为中国小城镇魅力十佳，真够牛的。我小时候小巷里随处都可以看到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据说是朱老总当年领着红军士兵在一次卫生大扫除时留下的，不知何故，七十多年过去，如果不是人为拆除或屋倒墙塌，标语一直完好如新，这又可以给不止一个学科留下点物证，以供研究，如今剩下的一点，当然是招牌中的招牌），后来说是父亲犯了右倾错误，一直到文革开始，任泰宁县供销社副主任，文革开始后主动提前退休，回到他更有感情的古田县定居，没想到“四人帮”垮了，他们这些老家伙又被请出了山，在古田一中的党总支书记任上干了几年。父亲是1998年去世的，他参加抗日革命时已是大龄了，享年八十六，日久他乡即故乡，父亲的骨灰，也就永远留在了他工作与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福建土地上。我这里也将那四位被土匪活埋及战死的平顺籍英烈的姓名书之于下，希望将来人们还能记得他们。他们是：关麒麟（27岁，区委书记）、孟连柱（22岁，宣传委员）、刘学孔（22岁，组织委员）与赵克俊（21岁，农会干部）。
再说一件与父亲有关的小故事吧。解放后父亲还是有几次回故乡探亲的机会的，但我已经记不得了，只是记得大伯在世时来泰宁住过。也还听父亲讲过与老家有关的一件趣事：父亲当年觉得福建山区的特产——竹笋挺好吃的，加上这玩意儿便于保存与运输，也想让家乡人尝尝，就托运了一大箱子回去，后来听说家乡人怎么折腾也吃不来那玩意儿，最后居然当柴火给烧了。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可能也因大人后来提起过），60年代最困难最饥饿的日子里，父亲常不在家中就餐，说是吃小灶去了（秦按：据说这是当年周总理为了不使领导干部饿得趴下无法工作，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发文安排的一项临时举措），但父亲毕竟心疼家中也在挨饿的孩子，有时会在怀中藏着一个包子馒头什么的带回来，每次我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但好像父亲更喜欢二哥，每次都是先喊一声：国梁！有一回我受不了了（应该不是饿的），一见父亲进门，不等他喊话，便自己大喊一声：国柱！父亲笑了，今天回忆起来，父亲的笑，该是苦涩的。
是为志。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418&do=blog&id=2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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