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秦海保，1913年生人，按理说，这个年代的人，如果家境稍为好一点，受了点教育，大体上都会在名字之外有个“字”或“号”什么的，但他没有，而且姓名中的“海”，估计也不是大海的“海”，那年月那么个大山里头的人，哪知道什么大海啊，或许是如今北方农村所提到的“海选”的“海”吧。文革初期我读小学四年级，有一回为完成学校布置的一个特殊“作业”，请家长“忆苦思甜”，第一次听父亲讲了他过去经历。父亲说他是平顺县龙镇公社西沟村人（我当时一阵激动，李顺达不就是西沟吗，我们居然与这么一位名人是同一个村的，多骄傲啊，可父亲说他那是西沟乡，也即此西沟非彼西沟），家中几乎没有自己的土地，从小替人放羊，大了点也时常打点短工扛点活，兄弟三人，大哥（大伯）现仍在家乡务农，二哥（二伯）早年被抓了壮丁，至今生死不明。当然就别提全家人生活多么辛苦，我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八路军来了以后父亲便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担任过村的武委会主任和乡干部，赶着毛驴为前线战士送过粮食与弹药。比较有意思的是，父亲说1949年他们最初接受的任务是随二野接管苏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民谚估计也是当年号召老解放区干部南下的一个最吸引眼球的“亮点”（秦按：没有根据，猜的）。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农民干部舍不得离开故土，装病的，不辞而别的也是有的。1949年5月15日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一份《关于南调干部专题报告》中的一些记载今人读来或许以为有趣，“如黎城区干部霍某在南调时曾散布“在家里怀抱妻，有何不好，何用我背包袱东奔西跑”。又如黎城某干部说，我现在是“早上吃的金皇后（玉茭面），晌午吃的一六九（小麦），黑夜抱着剪发头（女人）”（秦按：估计“剪发头”当年专指女学生出身者吧）。这些议论虽对征调不利，但还有一些言论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如“报国忠良无下场呀！”“做革命工作就是革自己的命呀！”“共产党是翻脸不留情呀！”等等。在另外一份某地委关于南征干部的报告中，就某县征调结果列出了“调垮”类型如下：吓病1人(秦按：估计是真吓出病来了）；装病3人；跑掉11人；拉下（秦按：估计是父母妻子拉住不放）26人；坚决抵抗1人。
父亲虽然“官”不大，年龄可不小，但还是响应组织的号召，报了名。父亲这一辈子，也就这一回与四千多太行子弟一道，当了几个月的“真八路”，换下了黑色对襟老棉布褂子，着了军装，有了个部队番号：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三大队第四中队（以平顺干部为主）。部队千辛万苦到了苏州，说是“来晚了”，当地政权已经被人捷足先登接管了，开始风传说是将去接管即将解放的大上海，上海解放后又传说仍将随邓小平率领的野战军进军西南接管四川地方政权（“天府之国”应该也还有吸引力），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福建。这些老西们虽然吃得了苦，但江浙一带的酷热已经让他们领教了南方湿热天气的厉害，也知道福建更是山多蚊虫多毒蛇多，要说父亲们从一开始就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着福建挺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有过思想斗争，也有极个别人在半途当了逃兵。但不能说组织上从开始就在“忽悠”他们，是战事发展得太快，陈毅指挥的三野此时急需老解放区干部随军南下，陈毅等向中央提出请求，将正计划往西南去的这批太行干部硬是调往了东南，跟随三野十兵团进军解放福建。如前所言，当时许多人，当然也包括我父亲在内，开始都不是十分情愿，一是与二野的老部队长期一同抗日，一同打老蒋，感情很深；二是以为东南那边瘴气很重，又吃不上面食，北方人去了不能适应，本来嘛，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的确是许许多多参加革命的老乡当年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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