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卡档的人就是在局里吃中饭的，当他想关上卡档室的门去楼上吃饭时，我对他说:“你上楼吃饭去好了，我还有一部分没看完，看完了会把卷宗放回原处，把卡档室关上的。”等他一走，人事室里没有人了，我就乘机进入卡档室，把十七张卡片全部检出，将公文卷宗放回原处，关上卡档室的铁门，径往虹口三角地警察公寓要好的李同志家里，把卡片藏好。随即向蔡东园同志汇报，按照他的指示，由李同志把卡片转交给在照相馆工作的章同志摄片，约定次日（星期日)将十七张原卡片交还给我，以便星期一上班后放回原处。不料当时由于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形势紧张，毛森下令伪警察局星期日照常上班，我也按时上班。就在这个星期日，政治处调查科派人到人事室要把他们全体人员的人事卡片吊去自行保管。人事卡片管理人员检出政治处调查科人员全部卡片后，一查点，独独缺少姚恺如等特务头子和骨干人员的十七张人事卡片，到处寻找无着，一时惊恐万状，特别是经管人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全室人员也暗中纷纷议论。等到下班，我立刻向蔡东园同志作了汇报。由于我在抽取卡片过程中露有破绽，为安全计，组织上叫我立即撤离，暂到苏州洞庭地区去。但是经过进一步分析研究，认为我突然撤离，伪人事室主任必然肯定这十七张卡片是我窃取的，我虽走了，地下党组织和同志们就有被破坏和捕杀的可能，家属也会连累，而且当时沪宁火车只开到昆山，苏州河内河航轮检查很严，我个人能否安全撤至解放区也很难说。另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己解放南京，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当时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在伪警察局基层人员中已产生很大的作用，大家都心中明白，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彻底垮台，人民解放军就要来了。我想乘这股强劲东风，见机行事，坚持下去。经过组织上考虑，同意我的意见，我就把这十七张卡片(拍摄出来的卡片已交给组织处理)暗中送回，放在经管人员的抽屉里，以便经管人员好向室主任交帐，借以暂时缓和一下上下左右的矛盾(后来经管人员在抽屉中发现，推说放在别处已找到了)。
事情虽然弥缝过去，但是敌人颇为怀疑，还在继续追查，客观上风险还很大，我不得不做好牺牲的准备。我首先向组织上表示:万一发生问题，我一人承当，决不连累组织和同志。同时，我立即动员父亲回乡，做好我身后的妻儿生活安置准备。当时有位进步人士被毛森绑赴刑场枪毙时，一路高呼“打倒蒋介石”等口号，使我敬佩不已，联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万一如此，更应该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这一、二天，我下班走出伪警察局时，总是先到组织上指地点下-一广东路外滩电车站头，与老蔡同志晤面，以目示意再家，要是届时不能见到我，组织上就立即采取措施。当时为了避免敌人注意，我发高热也不去医院，不请假，坚持上班，白天活着上班，晚上能否活着回家，就顾不得了。我日日夜夜盼望早日解放，党组织领导同志也日日夜夜为我的安全担心，经常给我教育和鼓励。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敌人慌乱异常，纷纷作逃往台湾的准备，伪人事室主任周廷洛为了紧跟毛森逃往台湾，怕毛森责问，十七张卡片失窃问题的追查，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沪西、沪中区首先解放，我也渡过惊涛骇浪，化险为夷。六月一日蔡东园同志亲自交给我一张市委组织部张承宗同志亲笔写的介绍信，把我的组织关系转至上海了公安局，并对我进行了表扬，鼓励我继续为党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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