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面临覆灭前夕，拚命作垂死挣扎，特别是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当了伪市警察局长后，更是搞得杀气腾腾，天天有好多革命志士被杀害，拘留所里挤满了人。由于杀人过多，怕引起社会舆论激化，还恶毒地把一部分政治犯当作“扰乱金融物价的银元贩子”，公开枪决，妄图欺骗人民。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森在临逃走前几分钟，还将关在拘留所里的十多名所谓“嫌疑分子”全部枪杀在拘留所里。由于毛森兼任伪淞沪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长，可以随便处决人，因此他要枪决人，就在伪警察局大楼天井里“验身”，直接绑赴闸北宋公园枪决。被枪决者验身时，先在伪警察局大门口遮上一幅黑幕，绑赴刑场前，给每人吃一碗阳春面(照例由附近“小常州”面店即现在的曙光饭店供应)。当时附近行人，瞥见伪警察局大门口遮上黑幕，就知道马上要枪毙人，“小常州”端进几碗阳春面，也就 知道要枪毙几个人。毛森这个特务头子，为了防止伪警察局内部有共产党进行地下活动，常利用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采取虚张犯声势的恐吓手段，叫嚣所有“赤色分子”必须限期自首，否则，全家杀戮。他也确曾将当时虹口分局里一个所谓“赤色分子”连同家属一“起杀害，制造白色恐怖。为了贯彻主子的意志，当时伪警察局政治处调查科群魔乱舞，许多革命志士惨遭毒手。调查科办公室旁边的刑房里，日日夜夜发出被酷刑拷打的惨叫声。此情此景，激起我义愤填膺。当时我虽不能惩治这些杀人魔鬼，但也要设法防止他们潜远或潜伏，以待上海解放之日，将其归案法办、讨还血债。
于是我在取得伪警察局政治处调查科的特务人员名册后，就决心深入“虎穴”，按照上述名册，设法把特务骨干分子的人事卡片搞到手。因为人事卡片上有他们的照片和住址等详细记载。
人事卡片和人事档案一起放在特制的卡档室里。卡档室与人事室材料股的办公室隔门相连，卡档室的门是铁的，装有“司必灵”锁，气经常关着，只有管理卡档的人员抽放卡档时才开启。每张卡片有24开报纸那么大，两面记载着这个员警的静态和动态情况，象图书馆里的图书卡片一样，一张张按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抽屉外面标着索引。如果不懂四角号码检字法，即使进入卡档室长时也无法抽出要想抽的卡片。因此，我先学会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有一天星期六，特地选定中午十一点五十分左右(上午下班前十分钟)向第四股管卡档的人借了一份教育训练的公文卷宗，在卡档室门口依门而阅。十二时下班铃响了，大家收拾好自己办公桌上的东西，关好抽屉，走出办公室回家吃饭去了，也有少数人因家远而在局里七楼俱乐部(饭厅)吃中饭，饭后回到办公室休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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