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伪警察局工作，先派在龙华分局人事室当管理员。因龙华离绿营社较远，经托人设法，调到福州路伪警察总局人事室第三股当科员。一九四九年四月间，第三股股长请假回浙江原籍，由我代理股长。人事室经管全局一万多员警的人事行政业务，下设四股:第一股管员警的任免、升降、调动等事;第二股管员警的考勤、考绩、惩奖等事;第三股管员警的教育训练、人事法规、新进人员考试等事；第四股管理人事档案材料和卡片册籍。伪人事室主任向例系伪局长的亲信，伪局长调动时，人事室主任都踉随调动。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调任伪警察局局长，委派了他的亲信周廷洛任人事室主任，各股股长跟着也有些调动。
伪警察总局人事室股长以下工作人员共三十多人，一、四两股各有十余人，二、三两股只有二、三人。这些人员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进来的，少数是日伪时期、甚至帝国主义租界时期留用下来的，一般职级低，薪金少，雇佣思想比较严重，终日忙忙碌碌，小心谨慎，以求保住饭碗，但对当时物价暴涨，生活艰难的社会班实，都有不满情绪。许多人经历过帝国主义、汪伪、国民党三个时期，解放前夕也准备留下来吃共产党的饭。平日我跟这些人比较接近，关系较好，加上伪人事室各股办公室连在一起，第三股的工作又比较清闲，因此，我常站在这些同事的办公桌旁闲谈、聊天。特别是我入党后，在蔡东园同志直接布置下，为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积极进行工作，首先对伪人事室某些搞机要工作和经管卡档材料的人员，长期而耐心地做“有心人”，经常徘徊在他们办公桌周围，暗中注意他们的工作情况，了解一些特务情报和机密材料。
在此期间，我先后取得:伪上海市警察局政治处调查科(军统特务机构)特务人员名册一份，该科股长以上特务骨干分子人事卡片十七张，复旦、同济、交通等大专院校学生中的特务分子名单一份。在代理伪人事室第三股股长时，曾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从总务处索取了一份伪上海市警察局枪械仓库及其储存武器统计；还从造送伪警察总署报表底稿中抽出全市两个武装警察纵队驻防地图及其警力配备统计一份。另外，对在伪上海港口司令部军械处担任抄写工作的亲戚，反复进行启发教育，由他抄出伪上海港口司令部军械库库数及其贮存军械统计一份。以上这些机密材料，都及时交给地下党组织。有时刺探到伪警察局大逮捕行动日期以及敌人的一些“应变”活动情况，也及时向地下党领导汇报。一在进行这些工作时，经常利用机会对有关人员进行形势教育，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启发卡档管理人员保管好卡档材料。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午，伪人事室材料股代理股长应宝昌，奉伪警察局长命令，准备烧毁档案材料。我和周围群众一起，向他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制止他执行这项命令，从而保全了包括租界、汪伪时期在内的人事档案材料。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敌人惊慌失措的形势下，完成以上各项任务，一般比较顺利。但在抽取伪警察局政治处处长和调查科科长等十七名特务骨干分子的人事卡片时，却经历了一场很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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