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大北岭的枪炮声也停下来了。虽然没有得到团长那边的情况，但肯定攻击是成功的。大、小北岭这样重要的军事要点，没经过激烈的争夺，敌人就这样轻易地弃守了吗?他们是要集中兵力固守福州还是另有花招?面对这种情况，我反复思考着，最后认定：战役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预计兄弟部队已到达指定的迂回包围地区，朱绍良、李延年恐被围歼，已率先逃跑，所属也自然随后撤逃。于是，我用报话机向师都报告，并与团长取得联系，互相通报了攻占大、小北岭的情况。根据当前敌情和师部的指示，建议他从大北岭，我从小北岭直下福州，追歼逃敌，于拂晓前到达福州城北郊汇合，尔后据情行动。他完全同意。
我站在小北岭敌人的核心阵地上，抬头南望，月轮初上，夜色正浓，福州灯火闪烁，一片寂静。三营都集合在小北岭上，虽然近十天来进入福州作战地区爬山越岭，宿在山林，没吃过几餐饱饭，没睡过一夜好觉，又加上一天多的战斗，早已精疲力竭，饥渴交加，但一看到山下闪烁着灯火的福州城，大家就精神振奋，驱走了疲劳和饥渴，高声欢呼：“福州就要解放了!”
这时，我向三营营干传达了我团直下福州的任务和部署，并在小北岭阵地上亲自向三营全体同志作了动员，说明福州之敌正弃城南窜，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不让敌人喘息，追歼逃敌，并出其不意，视情突破福州市区防御，为会同兄弟部队解放福州创造有利条件。由于对当前全面情况不了解，我们沿直下福州的要道追击，敌人可能有掩护部队；同时远离团的主力，孤军深入，有遭受伏击的危险，要求前进时注意侦察搜索，发现敌情，迅速抢占山头，取得主动。为了确保小北岭这一要点，保证部队前进的安全，根据手中的兵力，我留下九连三排和重机枪连一个排(两挺重机枪)，要他们立即加修工事，远派警戒，并要求他们不论在任何艰险的情况下，都要人在阵地在。坚持到底。但我们仍觉得兵力单薄，又派人将后边的两个筹粮工作队调来，加强这个要点的防御。他们虽不过百人，但都是各单位抽调的骨干，战斗力和执行命令的自觉性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最后确定留下九连政治指导员赵法增同志统一指挥。他这时正发疟疾，身体十分虚弱，部队追击难以跟队，但坚守阵地是完全胜任的。部署完毕之后，我放心地带着三营向福州城进发了。
我和三营沿着一条山谷的下山石阶小路向南行进，石阶又陡又窄，只能容一个人上下。这时，满天星斗，月光微明，两旁高耸的山峰，黑黝黝地直插天空，下面奔腾着溪水，山谷里，凉风习习，松涛起伏，举目四望，只见狭长一线青天。为了防止敌人设伏，我几次令作战参谋王泉温同志派小分队上山进行火力搜索，又派侦察员到山顶侦察，均未发现敌人有设伏迹像，我们便加速前进，直下福州城。
当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直插福州的时候，离小北岭西面较远的小山头仍是火光闪闪，枪声阵阵，那是兄弟部队和敌人争夺山头要点，正在激战。而我们这支不足一个营的小部队，却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了。
8月17日拂晓，我和三营已进至城下了，屏山和林森纪念堂依稀可见，市内仍是电灯明亮，寂静异常。一路也未发现敌人，只有在城附近个别村头要道上有零散新挖的单人或轻机枪掩体，有的还未挖成，亦无人防守。我看到这些迹像，断定敌人最大可能是弃城逃跑，但又想这是福建省会，原有重兵驻守，难道一夜之间。一枪不发，就逃之天天吗?就是弃城逃走，就没有一个掩护部队了吗?我们这个仅有几百人的小部队，如果深入市区，遭敌反击，危险是难以想像的，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一面要报话员立即和团长联系，一面召集营、连干部在路旁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断，以便采取措施。联系的结果和途中一样——完全中断，毫无音息，和师部联系因话报机功率受限，亦无反应。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决定了。在营连干部会上，我将情况和我们的处境向大家作了说明：根据全国和福州战役的有利形势，敌人怕包围被歼，弃城逃跑的可能性极大。应大胆向市区追歼逃敌，如果遇到不利情况，咱们就坚守要点，死守待援，咱团的主力和兄弟部队很快就会赶到的。为了便于掌握情况、指挥部队，我提出我带前卫排，副营长魏景利同志带前卫连，其他营干在前卫连之后掌握好营的本队。但他们坚决反对我这个做法，提出为了首长的安全，再困难的任务也能担得起，再艰险也要打头阵，井让我放心，不管出现什么不利的情况，也能坚持到底。这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士、老同志，这样坚定自信，使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只好同意大家的意见。按即定部署向福州市区进击。
浏览：99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