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我华野十纵进入豫皖苏地区。2月下旬，纵队移至太康、淮阳地区，改隶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首长指挥。
豫皖苏大部地区是未曾开辟的新区，我纵刚进入这一地区时，面临着许多困难：远离后方作战．粮食、被服、弹药、药品等得不到及时补充，伤病员没有地方安置；当地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反动宣传影响，对我军心存疑虑．不敢主动公开接近我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当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当时，我们是穿着棉衣进入该地区的。随着天气变暖，我们将棉衣改成夹衣．以后又将夹衣改成单衣。当地人民生活的困苦，更增加了我军在吃、穿、住等方面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确实是经受了一次艰难的考验。由于我们南进时因情况紧急．没有来得及对部队进行充分的教育和深入动员，思想准不充分．部队在开辟新区工作中暴露出一些“左”的思想苗头；在执行政策时，出现了一些乱征惜、乱没收、乱摊派，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左”的错误做法。这成为当时影响执行新区政策的一个新的严重问题。
4月4日，当部队继续西进的时候，邓小平政委来到了我们十纵，并随部队行动。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家非常高兴。邓政委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威名久著。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大家都渴望能见到他。
4月14日，纵队在苗庄寺召开了全纵营以上干部会议。这天，天气晴朗，虽寒意依浓，却已透出春意。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同志陪同邓政委走进了会场，宋司令员介绍说：这位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邓小平政委。大家喜出望外，高兴得一个劲地鼓掌欢迎。
邓政委面带笑容，轻轻地挥动右手向大家致意。他身穿一件普通的灰布军装，人较清瘦，略带倦意的双眼显得炯炯有神，一见就使人感到邓政委的工作十分繁忙而辛苦。他说：“同志们，我代表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和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加入中原斗争的行列。”他那带四川口音的话语与陈毅司令员的四川口音一样，听起来感到格外亲切。
邓政委说：“我们自挺进大别山以来已9个月了，收获是很大的，虽然在全国范围说，这段时间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了中原，对中原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估价。”
他说，我们几个野战军出来之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进入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他分析了全国形势之后，就讲起了豫皖苏地区的情况和特点。邓政委说中原地区当前斗争面I临着四种情况：第一，国民党军事力量还强大，必然要跟我们争夺中原这个战略区；第二，地主富农力量还强大，不可轻视；第三，群众觉悟需要时间；第四，我们对地方情况还不熟悉。这四种情况，决定了要把这一地区变成巩固的根据地，必须经过有组织的斗争。只有认识到敌人还强大，才会讲求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策略；只有认识到群众觉悟需要时间，才会有步骤地发动群众。而不急于提出打土豪分浮财；只有认识到我们还不熟悉地方情况，才会去调查研究。邓政委回颐说，我们在开始跃进大别山后，犯了“左”倾急性病，就是因为没有从这种情况出发。在我军压境、群众一时兴奋、敌人喘不过气的时候，便主观地要求半年完成土地改革。这里虽然有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政治上得到了翻身，但大部分地区的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群众还不真正了解我们。从总体上看，这里应该说是属于待开辟的新区。既然是新区，我们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就应该与老区有所不同。他强调说：新解放区能否顺利开辟，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新区政策。
邓政委讲话的语调平静，使人感到他思维敏捷，说理透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说到重要的地方总是借助以一两个手势，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穿透力，牢牢抓住了所有同志的注意力。他接着指出，你们十纵队进入新区后。也有一些同志凭着在革命老区的经验办事，用老办法去征集粮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现象。有的同志不注意利用现有的基层政权去开展工作，而是一昧打击，这就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给筹粮筹款带来更大的困难。他分析说：这是由于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并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起来。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来制造群众之间的许多纠纷。同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应更加困难；有些地方又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刚进入中原时，各个区也都无例外地发生了违犯政策的间题。自已给自己筑一道“长城”，自食其果。部分同志还把战场上的困难说成是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少有人认识到是我们自己把新区政策搞“左”了，在新区工作中犯了急性病，打击面宽，工商业政策“左”。如找不出真实的原因，错误就不能纠正，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大别山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了摧残。最近我们一提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就让他电立，应该麻痹的就对他们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就对我们有利。他举例说，一个从老区来的中共金寨县委书记张积吉同志，他不搞“左”的一套，没有在基层砸烂旧政权．也没有打土豪、分浮财。而是注意掌握政策，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结果全县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他说：可惜只有一个这样的县委书记。
听着邓政委的讲话，我们记起了进入大别山以来听到的关于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以身作则．亲自抓新区政策、群众纪律的故事。刘邓首长常说：“在大别山能不能站住脚，一方面靠多打胜仗，另一方面靠团结人民，两者缺一不可。”刘邓首长每到一地，不但亲自检查群众纪律．还自己动手帮助群众做事，甚至连打扫街道、挖茅坑、送还铺草等小事也不放过。1948年春节期间，当地群众自发地给部队送来了慰问品．邓小平政委知道后命令部队马上把慰问品退还给群众，他说：“接受群众的慰问品要分个时间、地点。这里是新区，群众生活很苦，同时，对我军又不够了解。因此，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是为群众多办好事．要尽一切办法去团结他们，发动他们，眼前还不是接受慰问品的时候。”对部队在战斗中缴获的耕牛．邓政委亲自督促千方百计送还给群众。邓政委教导部队：“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
现在我们当面聆听邓政委的教导，大家心里有一种内疚感。邓政委讲的问题，正是最近一直困扰着我们而又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听了邓政委的讲话．犹如茅塞顿开，思想觉得开朗了。尤其是他抓问题这样准确及时，以及举重若轻的魄力和那种真诚、严肃、坦率、求实的作风，使我们受到了很深的教育，真是终身难忘。
他针对我们在新区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新区工作必须运用抗日战争中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对农村基层旧政权．要采取利用和控制的政策．要有领导地利用旧政权来维持秩序．解决军需．让他们为我服务。对于打击的对象．应严格限于政治上顽固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坚决反对我军的首恶分子。对于已经搞“左”了的地方，要研究妥善办法，迅速纠正，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打开新区工作的局面。他指出：只要我们不“左”，慢慢地来。就不会出大毛病，就能团结大多数，以反对美蒋为总方针，又能减少军队的困难。他最后要求：所有中原的同志．都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全国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应该很好地来努力，有效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人民的武装，打败美蒋反动派，早日完成解放中原人民的伟大任务。邓政委讲话结束时，到会同志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邓政委讲话之后，纵队利用休整期间，立即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贯彻邓政委的指示，并对过去发生在新区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检查。特别是针对乱征借、乱没收、乱摊派，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左”的错误做法，制定了纠正的具体措施。我团也对没收一家地主开办的烟厂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和纠正。纵队政治部还专门召开了营以上政工干部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并下发了《关于贯彻新区各项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在落实过程中．强调要按照邓政委的指示执行，在策略与步骤上切不可操之过急，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协助当地政权去开展工作。邓政委教育我们从实际出发。执行新区政策，不仅使我们在执行政策中出现的“左”的做法得到迅速彻底纠正，而且帮助我们总结了切中要害的教训，使党的政策观念在我们头脑中深深扎了根，对后来正确执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此以后，我十纵在转战中原地区以及参加解放济南和淮海战役，一直到十纵改编为二十八军之后，横渡长江，解放大上海，千里进军福建，解放福州等大的战役中，我军都严格地模范地执行了各项政策，再没有发生过严重违犯政策的问题。这是和邓政委的教导铭记在人们心中分不开的。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实践证明，正确执行新区政策是邓政委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
谁在收藏
浏览：169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