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攻击毛泽东犯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把搞土改、拔“土围子”巩固苏区根据地说成是“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是“浓厚的等待主义”，是“游击习气”。在11月瑞金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王明统治的党中央加紧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基点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上。在这种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强令中央红军攻打赣州，认为只要把中央工农民主政权搬进这个中心城市，就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胜利。鉴于当时敌我力量状况、赣州的地理条件等各方面情况，毛泽东认为攻打赣州的条件尚未成熟，极力反对，然而却遭到否决。结果，打了一个多月，赣州非但未攻下来，红军却遭到重大伤亡。
准备
当时，我在红七军政治保卫队一班当班长，代理一排排长（因一排长韦进新调去红大学习），同时，又是军保卫处政治侦察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我带领一个班护送款子到瑞金叶坪。我把款子亲自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叫在叶坪休息了两天。正当我们准备回寻邬时（这时红七军在寻邬开展革命根据地工作），军部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一封信，大意是，红七军已奉命去攻打赣州，叫我直接到赣州去找部队，不要回寻邬了。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从叶坪出发，经过几天的日夜兼程，十二月底，在赣州附近找到了军部。
军部设在赣州城东五里远的一个村子里。我向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汇报了护送款子的情况后，他说：“根据总部命令，我们红七军参加攻打赣州。现赣州城已被我围困，恐怕这是一场大仗恶仗，你们回去休息一下，准备参加战斗。”
攻打赣州的政治动员及其它各项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
军部召开了党员和积极分子会（红七军只含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八三个团）。会上，张云逸军长（这时已调中央工作，未走）、葛耀山政委、叶季壮主任讲了话。我记得三位首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后全国的斗争形势；二、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一定要攻下赣州城，为中央准备一个指挥全国战斗的所在地；三、传达了战斗部署和具体任务分工，三军团主攻赣州城，负责攻打南门；红七军归三军团指挥，负责攻打东门；一军团在赣州以西的南康、上犹一带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五军团为总预备队；四、各级要深入搞好政治动员，讲清攻打赣州的重要意义，提高全军胜利信心和坚定不移的战斗决心。
军里这次会后，各团、营、连都用二至三天的时间进行政治动员和讨论。当时，广大指战员不知道毛主席反对攻打赣州，也不懂在战略上攻打赣州是错误的，只有一个心眼：消灭赣州守敌，让中央机关早日搬进赣州城。因此，同志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战斗情绪很高。
在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之后，根据我们红七军所担负的任务组织了三个队：
一个是爆破队，由二十多人组成。任务是爆破赣州城墙。爆破队训练了一个星期，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挖坑道，选爆破点，安装炸药和爆破等技术。
一个是先锋队，又叫（敢死队），由七十多人组成，挑选的都是一些身强力壮、个子高大、作战勇敢的人。主要任务：在赣州城墙爆破成功后，迅速插入城内，消灭城内守之两侧固守之敌，尔后直捣敌人心脏，为大部队的进攻开辟道路。所配武器，每人一支驳壳枪，四枚手榴弹，一杆梭标。攻城前，以主要的时间进行了训练，训练内容是巷战、刺杀、投弹等。
一个是政治侦察队，由十二人组成。叶季壮主任亲自宣布了成员名单。队长由军保卫科长担任，下编3个小组，我是第一组组长。政治侦察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下赣州后，迅速侦破敌人的反动团体和特务组织，以确保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亲自来到红七军给政治侦察队授课。
邓发同志三十多岁，中等个子，身穿便衣，讲话慢条斯理。集训期间，所有课程都由他担任，一共讲了三课：第一课，政治侦察队的重要性和任务；第二课，国民党反动组织的概况以及这些组织的活动特点；第三课，政治侦察员的侦察手段和方法。
两个星期后，政治侦察队训练结束，每个队员发一支短枪，一张盖有国家保卫局大印的政治侦察员证明书和一张赣州市区街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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